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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 史地‧法律‧政治>其他
叢書系列:歷史與現場
作者:卡普蘭
       Robert D. Kaplan
譯者:杜默
出版社:時報文化
出版日期:2002年05月02日
定價:220 元
售價:174 元(約79折)
開本:25開/平裝/216頁
ISBN:95713365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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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書摘 5

第十章:戰國時代的中國與全球管理

  自一九八九年柏林圍牆倒坍以來,全球政治前途的相關理論一一出籠。樂觀論背後隱約有個含蓄的假設,認為繁榮和理性傾向的精菁英會居於優勢,足以引導世界更加趨向於走向民主、人權和經濟整合。悲觀論則預見民主功能失常、文化衝突和無政府狀態,會凸顯這些菁精英的弱點,特別是他們無能管理那些任性且非理性行為者的缺失,這些人因身處未開發世界失業而痛苦、怨恨。忿忿不平的恣意和非理性行為者的缺失。

  社會理論通常屬線性形態,亦即說明一系列的事件,以及導致可界定的結局的過程。然而,這個世界卻是以同時性為主要特徵:各種不同的事件和進程同時發生,導致不同的結局。因此,社會理論充其量只是個「有用益的失敗」:用意不在證明論點,而是提供新的觀點,讓人們能以不習見的角度看待習見的事件。這些理論不管是樂觀還是悲觀,都掌握到這個同時朝不同方向發展的世界潮流部分要義,大可整合成一個雖是複雜與矛盾並存、但有具體主題的複合世界景象。《伯羅奔尼撒戰爭》第八卷所提到的世界,複雜與矛盾性相若,現在看來仍然饒富深意。

.後冷戰時期可能的發展

公元前四百年左右,修昔德底斯在希臘北部辭世時,仍然沒有為這本部史書做個妥善的結論,這可能是他辭世前就已擱筆的緣故。希臘群島政治與軍事發展極為複雜,可能已成為他無法負荷的重累(1)。

  《伯羅奔尼撒戰爭》最終章第八卷,故事主線稍嫌薄弱。雅典人因過度擴張而在西西里遭遇軍事重挫之後,仍採取出乎敵人意料之外的動作,廣造戰艦,繼續與斯巴達人戰鬥。雅典人在多次海戰中取得勝利,。雅典人並在愛琴海東方的薩摩斯島(Samos),支持島民反親斯巴達的寡頭政權叛變,把薩摩斯變成雅典盟友,但在另一個東方島嶼奇厄斯(Chios)上,斯巴達所支持的派系反雅典叛變成功。

另一方面,斯巴達雖藉由與波斯簽約再取得數個島嶼,但波斯也同時和雅典進行談判。在內政上,雅典分成民主和寡頭統治兩大勢力,而後者又和斯巴達極為友好。斯巴達的盟友波斯,也因為東愛琴海指揮官法納巴祖斯(Pharnabazus)和愛琴海南部指揮官提沙費尼斯(Tissaphernes)對立而陷於分裂。不過,大致上說,指揮官對立對波斯的傷害,終究不比起政治分裂對雅典城邦的傷害。

 修昔德底斯雖然沒有完成這部史書,但透過這複雜的拉鋸戰,一個鬆散和模糊的主題已隱然浮現:斯巴達的勝利名不副實,若不是波斯相助,就無法維持剛取得的君臨希臘霸權,因此,到頭來斯巴達只是在保護脆弱和混亂的波斯帝國西翼而已(2)。

  綜合後冷戰時代各種理論,也可得出一個類似的鬆散和模糊的主題,以下就是可能發展之一:

  除了俄羅斯和一、二兩個巴爾幹國家之外,自由民主國家不僅已征服前「華沙公約組織」國家,也征服拉丁美洲南錐、東亞大部分地區和其他少數地區。不過,開發中國家往往採取「混合」體制形態,大部分的民主都名不副實。墨西哥的選舉很成功,但在建立警察和可信賴的法院等制度上窒礙難行,結果是形成幾欲失控的動亂。印度表面上仍是「民主成就傳奇」,但這先得撇開都市幫派、一成不變的地方選舉、資源日漸稀少和保安團司法等基本事實。

印度和墨西哥都飽受都市貧民區失業青年爆增,形成群眾運動一觸即發之害;但這兩個仍有瑕疵的民主國家,都能捱過考驗,並產生並培育出高科技產業。印尼、巴基斯坦、奈及利亞等國可就沒這麼幸運,這些地方雖然只是長期動亂程度高於墨西哥和印度,並沒有發生索馬利亞式大崩潰的轟動國際的新聞,但文化和文明壓力,以及人口和環境壓力隨處可見。

.美國的燙手山竽:墨西哥

  另一方面,在中國,都市中產階級日趨成長所形成的壓力,雖使得社會較為民主,但結果是暴力和分離主義因資源缺乏而更為惡化。全球化雖受開發中國家群眾運動時有暴力反彈破壞,但已取得勝利,形成了由全球型企業及其外貿政策所主導的都會區,如中國東南沿海、新加坡、湄公河、大西洋西北岸、卡塔隆尼亞(Catalonia)等地區即是(3)。大貝魯特區、大聖保羅區和印度的班加羅爾(Bangalore)已是生氣蓬勃的城邦,但苦於大批貧民問題難解。大企業和貧民區住民的力量增長,傳統的國家力量就會式微,但俄羅斯、中國、印度、巴基斯坦等國,則是以不負責的政策和武器開發計畫還擊。

  美國最棘手的問題不是空前繁榮後的經濟重挫,而是鄰國墨西哥雖已越來越民主,卻仍然是個法紀蕩然和貧窮的國家。墨西哥既是民主國家,即便民選政府迫於群眾運動提出不是美國所能滿足的要求,美國還是不得不以平等地位相待。這兩個不平等的社會以極驚人的速度整合,在邊界兩端所造成的社會動盪,長程雖然有益,短期間內卻是危機四伏。墨西哥與美國經波折的歷史性統合,所呈現的是統合好與壞、創造性與破壞性、民主化與文明衝突的後遺症。

  在次撒哈拉非洲、中東部分地區和至二○五○年為全球人口成長最快速的南亞地區,暴力衝突事件的方式與二十世紀歐洲大同小異(4註一)。開發中世界無政府狀態擴散所形成的壓力,會使全球精菁英更加強和擴大國際機關功能;不過,世界管理成為事實,但未必會演變成世界政府。從戰爭、混亂和封閉的繁榮區迷霧中浮現的巨靈,雖仍脆弱和不完整,卻是前所未有的。

  二十一世紀的暴戾其實和二十世紀相差無幾。由於民族國家萎縮,城邦和若干重疊與非正式的主權體興起,良性的封建制度將會大行於世,但更多和更加好的全球機關將擴大懲罰不義的範圍,也會並縮小內政道德和與外交事務的道德差距。質言之,今天的世界統合程度與波斯古帝國不相上下,我們越是審視古代,就越能了解這個新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