亞洲電腦爭霸戰(BE0074)──創造全球競賽新規則
Asia's Computer Challenge : Threat or Opportunity for the United States & the World?

類別： 行銷‧趨勢‧理財>經濟貿易
叢書系列：NEXT
作者：傑森．德崔克、肯尼斯．格雷曼
       Jason Dedrick & Kenneth L. Kraemer
譯者：張國鴻、吳明機
出版社：時報文化
出版日期：2000年10月24日
定價：350 元
售價：276 元(約79折)
開本：25開／平裝／344頁
ISBN：95713324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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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書摘 1

第一章　電腦市場爭奪戰

熱帶城市國家新加坡的工業區中，許多工廠大樓閃耀著蘋果電腦、康柏電腦、希捷科技（Seagate）、西方數位（Western Digital）與惠普等美國電腦大廠的招牌。一輛接著一輛的貨櫃車從倉庫裝卸埠中滿載著個人電腦、印表機、硬碟機，開往樟宜國際機場（Changi International Airport）航空貨運站，準備轉運世界各地。同時，成列的貨機卸下來自台灣、馬來西亞和泰國生產的零組件和半成品，供應這些美國廠商及時生產作業的需要。

在美國加州的史考特山谷城（Scott Valley），正在設計新一代磁碟機的希捷科技工程師們，搭乘班機前往新加坡與當地工廠的製程工程師會合，共同規劃建置新產品的第一條生產線。這批工程師同時要和製造核心半成品的馬來西亞檳榔嶼，和泰國曼谷衛星工廠的廠長及工程師們保持密切連繫。

而在與新加坡互別苗頭的另一個城市經濟體——香港，一家名為 AST Research 的美國個人電腦大廠，在 1995 年宣布關閉在當地的最後一條生產線後，改變自製策略，轉而利用大陸的低廉工資，委託移往大陸的香港電子工廠代工生產，而由香港的分公司掌控產銷事宜。

在台灣的新竹科學園區，一家不是很有名的神達電腦（Mitac）正忙著為康柏公司設計、生產個人電腦。神達電腦把製成品直接運送到康柏公司在美國各地的經銷商倉庫，甚至直接提供康柏公司顧客支援性服務。其他的台灣電子公司也替蘋果、康柏、戴爾、恩益禧—派克貝爾（NEC-Packard Bell），以及其他知名國際電腦公司設計並製造個人電腦。

其他亞洲國家，例如南韓與日本，投入數十億美元的巨額資本製造電腦記憶體晶片和液晶螢幕（LCD），賣給全球每一家製造電腦的大廠，但這些電腦中很少是屬於南韓和日本的品牌。在 1970 和 80 年代充斥於美國的消費性電子產品產業大廠，幾乎沒有一家在個人電腦市場分到一杯羹。那些在電子商城中閃耀不已的電視機、錄放影機和攝影機的知名品牌，例如新力、國際（Panasonic）、夏普和三星，到了個人電腦陳列部門都不見蹤影，見到的只有日本佳能和愛普生的印表機，以及東芝的筆記型電腦。 1995 年台灣宏碁電腦的 Acer 品牌個人電腦在美國市場的銷售量，已經超過了所有韓國和日本的電子巨人。

在加州聖塔克里拉郡（Sata Clara）的英特爾公司的市場分析師們，努力預測其奔騰（Pentium）微處理器的需求量、規劃其全球性的運銷事宜，並同時估算賣給各地經銷商的晶片最後會回流到哪些市場。在華盛頓州雷蒙市（Redmond）的微軟公司，僥倖避過了硬體世界中割喉式的激烈價格競爭，它的系統開發工程師正趕工完成「視窗」、「辦公室」（office）和其他應用軟體，以鞏固微軟在全球市場上的霸權地位。然而，突然冒出的網際網路全球網熱潮，出其不意地擾亂了微軟執行長比爾‧蓋茲的稱霸藍圖。微軟被迫必須於倉促之間修改策略，推出新產品，以防止網景公司（Netscape）的領航者（Navigator）瀏覽器，和昇陽公司（Sun Systems）的爪哇（Java）語言成為網際網路的技術標準。

讀者們自然很想知道，在這些不同的事件背後，到底是哪些力量驅動或者導引電腦市場的競爭態勢？到底系統由誰設計？產品由誰製造，是不是與競爭的勝敗有直接關係？誰的品牌出現在產品的內部、誰的品牌被放在產品外面，會不會造成優劣的消長？產品的製造國會影響顧客的選擇嗎？到底硬體製造是不是還有利可圖？未來的產業前景是不是全部轉往軟體和資訊服務業？正在醞釀中的網路電腦會不會和 80 年代的個人電腦一樣，代表下一波新的革命導致產業重新洗牌？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時還沒有問世的電腦產品，到現在已經成為年產值 5,000 億美元的超級產業。而電腦的應用更持續改變企業間競爭的態勢，和廣大群眾的消費行為及工作方式。資訊產業本身不斷地演進，不但攪亂了企業與企業、國家與國家間的傳統競爭規律，也形成了新的挑戰。

新的競爭遊戲規則到底是什麼？一直是產、官、學各界辯論不休的議題。部分經濟學家，例如克魯曼（Paul Krugman），認為只有企業與企業而沒有國家對國家之間的競爭。篤信「國家競爭力」的政策制訂者會因為忽視產業國際供應鏈的本質，而制訂出有害的產業政策。相反的，美國總統柯林頓認為一個國家和一個企業一樣，必須考慮某些產業在國際市場競爭與分工的規律。「日本株式會社」一詞，常被用來顯示過去日本經濟體系的特性，好比一個由通產省官僚遙控的大日本皇軍軍團，它們忽略市場規律，訴諸龐大的經濟力以征服世界市場。

大多數國家的政府官員都習於將焦點置於「國家競爭力」之上，所以「我們的表現如何？」這個常問到的問題中的「我們」兩個字，自然就是指發問者所屬的國家了。如果要精確地回答「我們的表現如何？」這個問題，就必須先定義誰是「我們」？這個問題其實也是哈佛大學教授瑞其（Robert Reich）在一九九一年發表的一篇論文的題目。瑞其後來被任命為柯林頓政府的勞工部長。他認為在全球經濟體系中，美國政府並不需要特別擔心「美國籍」企業的競爭力，而應當關切是否能為美國國民創造更多的工作機會，不管這些機會是「美國籍」公司或設在美國的跨國公司所提供。

換言之，如果一家日本公司雇用美國工人製造汽車或電腦，與一家「美國籍」公司將美國工廠關閉移往國外而提升自己競爭力，兩者相比顯然前者更有利於美國。瑞其認為人力資源才是一國最珍貴的資產，不像物資和貨幣，國民是不輕易離鄉背井的。因此發展人力資源才是提升國家競爭優勢的最佳策略。

加州大學教授泰森（Laura Tyson），後來被任命為柯林頓總統的經濟顧問，發表了一篇　他們不屬於我們：為什麼美國籍公司對我們這麼重要？　的文章來反駁瑞其的論點。她認為「一個國家的經濟榮枯，仍然繫於其本國籍公司的競爭力。」其中原因之一是控制關鍵科技，才不至於在競爭力上受制於他國。例如：美國在平面液晶顯示板與半導體技術上對日本的倚賴，引起國防部和其他聯邦政府部門的關切。這種關切之情備受矚目，是因為日本眾議員議員石原慎太郎（Shintaro Ishihara）（譯者註：即現任日本東京都知事，以反美立場聞名）曾對外宣稱美國若沒有日本電子科技的支援，就不會贏得波斯灣戰爭。泰森的論點確有其經濟學上的依據，因為外國企業，尤其是日本企業，極少將研究發展一類的高附加價值的經濟活動，移到美國來進行。如果沒有強勢的「美國籍」公司，總有一天美國公司會變成日本企業的廉價零組件生產線。

在戰後的大部分年代中，世界各國都擔心受到美國經濟力的壓迫。例如：歐洲各國從不掩飾對美國經濟帝國主義的焦慮，因為美國籍的公司活躍在每一個歐洲國家的國內市場。由於美國企業在歐洲市場的擴張，特別在高科技的領域，引起了各國的警覺，結果導致各國政府相繼大力支持其國內之航太、電腦和通信產業。日本政府也一樣地重點支持其電腦與通信產業，甚至野心勃勃地想建立以本國市場為主的航太產業。

1980 年代美國企業的競爭力受到嚴重的挑戰，它的汽車和電子產業受到日本同業的嚴重侵蝕，許多公司、地產和其他資產被日本企業大肆併購。有識之士擔憂日本透過併購其精華企業和資源而控制美國經濟，並且因為製造業的普遍外移導致產業空洞化。可是到了 90 年代形勢逆轉，因為日圓的不斷升值，也逼使日本產業外移，日本經濟因而邁入長期的不景氣黑暗期。正如同紐約時報所形容的，「像新力和豐田這樣的企業，還依然會是美國企業在國際市場上可畏的競爭對手，但除此以外，日本所享有的優勢已不多。」反之，讓日本擔心的反而是獨霸市場的美國高科技公司，像 IBM、英特爾和微軟，透過對技術標準的掌控而任意宰制日本電腦產業。

一個國家在電腦科技方面競爭力的重要性，雖然不需期待更進一步的證明，但定義何謂競爭力本身就是一件易惹爭議的事情。國家競爭力和企業競爭力兩者孰為優先，瑞其和泰森兩位教授在電腦產業上的看法就南轅北轍。在過去 15 年來企業利益和國家利益，在電腦產業中，距離拉得愈來愈開。因為電腦產業已經演化成為一個跨企業和國界的全球性的生產體系。例如：美國籍的希捷科技公司在硬碟產品上的營業額獨步全球，但其在美國境內受雇的員工僅不到20 %。而全世界將近 50 %的硬碟竟是在新加坡製造和轉運出口，但新加坡境內卻沒有一家新加坡籍的硬碟公司，但新加坡事實上卻是希捷科技和其他美國硬碟公司的製造基地。

像希捷科技這種跨國公司在某一電腦領域中的霸權地位，使得競爭力的定義問題更為複雜。知名的經濟學者尤飛（David Yoffie）指出，如果一家跨國公司「能夠自由選擇目標市場和生產基地的話，那麼公司總部所在與其營運模式的關聯就更少了。」大多數的美國電腦公司將其製造基地設置在東南亞的事實，就說明了企業競爭力與國家競爭力早已同床異夢、漸行漸遠。新加坡之所以成為全球「硬碟首都」，是拜希捷科技和其他硬碟製造商一致的投資策略所賜。所以想要主導電腦產業發展方向的政府政策制訂者，必須要有能力周旋於這些掌握產業重要資源的跨國公司之間。新加坡政府明顯了解其間奧妙之處，才得以成為全球「硬碟首都」。聰明的政府政策制訂者，靠創造吸引本國和跨國電腦公司的投資環境，建立了自己國家在電腦產業的優勢地位。這是一個「知易行難」的策略，所以並不見得每一個國家都有幸建立自己的電腦產業競爭力。

電腦產業迅速邁向全球化的現實，和企業利益與國家利益之間的複雜關係，對想要建立競爭優勢的企業和國家，形成了一些值得深思的問題：

‧電腦產業為什麼要全球化？它是如何形成全球化的？

‧決定電腦公司競爭力的要素是哪些？市場與技術的快速改變，如何影響了電腦公司的營運方式？

‧國家電腦產業競爭力的要素是哪些？政府的政策制訂者，如何為自己國家爭取到全球電腦產業爆發性成長帶來的效益？如何避免自己國家失去在工作機會、出口實績和關鍵技術方面的吸引力？

‧在電腦產業的全球生產體系（Global Production System）中，企業和國家的利益如何相互呼應或被迫背道而馳？

‧在電腦產業的全球生產體系中，為什麼有些亞洲國家比另外一些亞洲國家更容易成為市場上公認的主要玩家？

前面展開的一些初步的討論，就可以看出這些問題的複雜性。要回答這些問題，必須近距離的觀察電腦產業演進的軌跡，和電腦公司及各國政府所採取不同的策略。本書特別以日本、南韓、台灣、新加坡和香港為例，從美國和全球電腦產業的宏觀角度，試圖來解答上述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