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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本書檢視了亞太地區電腦產業迅速崛起的原因，找出各個國家與產業不同程度成功的關鍵因素，並在網路時代來臨之際，為美國與這些亞太國家描繪出彼此競爭，且牽一髮動全身的態勢。本書由七○年代，日本以大型主機起家，慢慢擴及香港、南韓、新加坡和台灣等八○年代開始的個人電腦產業；企圖以更宏觀的視野觀察電腦產業演進為全球性產業的過程，及其中國家和企業之間複雜的互動關係。
寫這本書的動機源於九○年代經濟學上，市場經濟與計畫經濟優劣的辯論。我們兩人受到以下幾本書很大的影響，例如：強森（Chalmers Johnson）的《通產省與日本奇蹟》（MITI & Japanese Miracle）、阿母斯丹（Alive Amsden）的《亞洲新巨人——南韓》（Asia掇 New Giant on Korea）、衛士（Robert Wades）關於東亞工業化的《掌握市場機會》（Governing the Market）、安柯杜蓋（Marie Anchordoguy）關於日本電腦主機產業的《電腦株式會社》（Computer Inc.）。這些書的作者都認為，東亞政府制訂的政策對各國經濟的迅速成長扮演關鍵性的角色。政治經濟學者對政府的政策功能持反對意見，而將東亞各國經濟力量的崛起，歸諸於新古典經濟理論影響，這觀點引起我們的深思，但並未被說服。我們認為以系統化的方法比較日本和亞洲四小龍的電腦產業發展歷程，為分析政府政策和市場推手兩股力量對產業造成的影響，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計畫經濟」對「市場經濟」，以及「國家」對「企業」的二分法，雖有助於凸顯兩者主張，但卻無法合理解釋我們所發現的差異。我們發現一股新的驅動力量，左右了個人電腦時代電腦產業的發展，這股力量並未受到上述雙邊主張者太多的注意，這即是「全球生產體系」。這個根據國際分工秩序演變而成的體系擁有自我發展能量，而獨立於企業或國家界線之外。一個企業的表現如何，取決於該企業與這個體系結合緊密的程度。至於國家的表現，就要視其企業實力，也就是它的電腦產業內各個企業的能力組合，以及政府為促進企業與全球生產體系結合時，在創造機會和排除障礙中努力的程度了。這幾股驅動力量合起來所形成的依存關係，影響到企業和國家各自的發展軌跡。
我們採用了阿瑟（Brian Arthur）的報酬遞增（increasing returns）和路徑依存（path dependency）概念作為分析工具，解釋各個企業和國家成功的原因。所謂「報酬遞增」概念，即是生產層次愈高導致成本愈低而報酬愈高。這概念受到矚目，是因為新古典經濟學派在戰後建構的理論，認為報酬隨著產能的遞減而遞減。至於「路徑依存」的概念是指，在許多市場競爭的情況下，會發生領先者愈來愈領先，落後者更加落後的現象。把這兩個概念應用到電腦產業，我們發現報酬遞減現象發生在大宗產品上，尤其是在硬體領域的零件、周邊和系統產品。這也解釋了各企業及東亞各國在該領域中競爭異常激烈的現象。相反地，我們發現報酬遞增定律發生在知識導向的軟體、資訊與服務業。在這個領域裡，掌握產品架構者就是一家通吃的贏家，而美國就是其中的佼佼者。這種現象在網路時代也一體適用，東亞國家面臨的最大挑戰，就是如何從報酬遞減的市場，轉戰到報酬遞增的軟體與資訊服務市場。美國則須繼續保持其在產業標準、設計、行銷和業務創新上的領先地位。
面對這樣一個耗時數年的研究專案，我們必須對許多個人與單位的支持和協助表示感謝。首先，必須要表達對撥款支助本研究的下列單位致謝。美國國家科學基金會（US 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電腦、資訊系統與工程部（Computer, Information System & Engineering, CISE）、ＩＢＭ世界貿易公司亞太總部（IBM World Trade Corporation for Asia Pacific）、新加坡國立大學太平洋盆地計畫、史隆（Sloan）基金會。如果沒有以上這些單位的慷慨資助，我們是無法進行此一充滿野心的研究計畫，或走訪各國完成數以百計的面談。然而必須說明的是，如果本書的觀點或內容有任何疏漏之處，皆非以上單位或個人所應負責。
其次我們要特別感謝日本、南韓、台灣、新加坡、香港這五個經濟體中的許多的組織與個人，他們提供了極有價值的資料供我們作系統化的比較；此外，在上述五個地區以外的其他亞太國家人士也提供了許多的協助，在此一併謝過。最後我們也要在漫長而頻繁的旅行過程中，對自己的妻子所付出的耐心、愛心與支持由衷感謝。
序於美國加州爾文（Irvine）市，1997 年 10 月
Ｊ．Ｄ
Ｋ．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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