亞洲電腦爭霸戰(BE0074)──創造全球競賽新規則
Asia's Computer Challenge : Threat or Opportunity for the United States & the World?

類別： 行銷‧趨勢‧理財>經濟貿易
叢書系列：NEXT
作者：傑森．德崔克、肯尼斯．格雷曼
       Jason Dedrick & Kenneth L. Kraemer
譯者：張國鴻、吳明機
出版社：時報文化
出版日期：2000年10月24日
定價：350 元
售價：276 元(約79折)
開本：25開／平裝／344頁
ISBN：95713324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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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書摘 5

從國家利益來看，施政者最重要的職責，便是盡量提供適合其國民能力的就業機會，並將生活水平提昇至可以接受的標準。一個需要大量初級工作機會的國家，是非常歡迎低工資的組裝產業投資的。但對於新興工業化國家而言，則希望為其培養的工程師和專業人士，創造技術密集的工作機會。至於所謂富裕但失業率高的國家，則希望創造高收入的管理、研發、產品設計、財務和行銷方面的工作機會。

但現實世界並不是照那樣理想的秩序進行的。作為一個富裕國家，美國政府應該為它所創造給工程師和電腦科學家的工作機會而自豪。但事實不然，因為它的教育體系並沒有培養出足夠數量的工程師和科學家，因此它必須仰賴技術移民來填補大量的職缺。在同一時期，許多貧窮國家本來可以寄望於電腦製造業東移亞洲，而帶來的大量組裝性質的工作機會。結果最能提供這種低工資人力的印度，反而移出大量工程師和科學家到美國和其他已開發國家，因為印度的經濟發展程度不足以吸納這麼大量的受高等教育的人口。而台灣、南韓和新加坡卻創造了過多的工作機會給他們自己培養的工程師和科學家，在工程師和專業人員不足情況下，有的求諸於外來技術移民，有的則轉往海外生產。最尷尬的是歐洲各國，一方面電腦產業一蹶不振，而國內失業率又居高不下。

就業問題各國情況不一，不是一個簡單的答案就說得清楚。技術移民只是某些國家解決勞力短缺的策略之一，但對於移民輸出國而言則是不願見的「腦力外流」（brain drain）。不論從何角度觀察，電腦產業不斷提供更多的工作機會，美國和東亞的新興工業化經濟體是當然的受益者。但不同經濟發展程度國家之間，合理的工作機會分配還是一個合理的要求，以及因為電腦產業發達，而導致工作的消失和產生間矛盾的緩和。

最後一項讓人關切之處，是因為電腦生產活動外移，造成國際貿易上的失衡現象。在大型主機盛行時代，IBM 能以一己之力促成北美、日本和歐洲之間電腦貿易保持在一個平衡的狀態。在 IBM 公司內部操作之下，除了美國有大量貿易順差外，其餘地區皆無顯著的順差或逆差，這種現象從個人電腦盛行後就急遽地改變。美國與亞洲的電腦貿易由順差國轉為逆差國，但在個人電腦盛行之初，對其他各地則還保有順差地位。逆差大部分來自日本，但東亞的新興工業化經濟體，也佔了值得注意的比例。而日本對台灣和南韓而言，又是電腦貿易順差國，日本對中國大陸則為逆差國。

隨著亞洲製造網路的成形，電腦和零組件的貿易額大幅增長到美國原來居於順差的優勢，因為個人電腦的盛行才逆轉。但以上所指的貿易金額中沒有包括微處理器，微處理器通常被列入半導體內計算。美國籍企業（主要是英特爾）擁有全球 90 % 的市場。如果加上軟體與資訊服務，美國在硬體上造成的貿易赤字會因此而大幅減少。雖然軟體的進出口並無正式發表的官方數字，但據美國商務部的估計，美國及企業在海外的軟體金額高達 230 億美元，而外國公司在美國境內銷售的軟體金額不到 40 億美元；在資訊服務方面，美國的順差金額在 30 億美元左右。

在個人電腦時代來臨以後，從貿易業績上的表現，可以看出東亞各國在電腦硬體上的強勁出口競爭力，美國在軟體和資訊服務業上的實力，以及歐洲在硬體和軟體上均乏善可陳的窘況。

在全球電腦製造體系中，為什麼有的亞洲國家比其他的亞洲國家表現得更好？這個問題並不能單純地從是否有很多本國籍的電腦公司的角度來論。台灣的確有許多表現很好的電腦公司，但新加坡則只有少數幾家。但這兩個國家都發展出強勁的製造能力和技術專業。同時，日本和南韓的電子巨擘主導了全球的消費性電子產品市場，但其電子零組件產業卻在個人電腦時代中勉強掙扎。

也許有人認為政府的產業政策，導致了各國發展程度和表現上的差異。事實上，日本、南韓、台灣和新加坡政府都積極推動電腦產業，而且制訂了許多鼓勵性的政策。歐洲少數國家也有電腦產業政策，但成果很小。

造成發展上差異的終極原因，是該國是否具備與電腦全球製造系統結合的能力，這個能力的消長又與該國的產業政策和產業結構有關。新加坡與台灣的電腦產業與全球製造系統緊密整合在一起，而且在某些產品項目中具備高度的主導性。它們的成功原因與其產業結構有關，也就是說它們的企業或個人和全球產業保持了密切的關係，而政府的政策也鼓勵在這方面的貿易和投資。由於日本和南韓的電子業巨擘官僚式的決策體系，以及過度依賴本國供應商的作法，使得它們不能夠緊密地結合全球電腦製造體系。這兩個國家也因為其政府限制電腦進口和外來投資的政策而受累。香港在電腦產業中則以中國與大陸間的中介者自居。香港的產業結構和政府政策也是根據這個地緣關係設計的。香港政府並未制訂電腦產業政策，但卻致力於建立一套獨特的貿易與通信架構。而這個前英國殖民地的低稅率和開放的貿易與投資政策，塑造了良好的商務和金融環境。

從亞洲這幾個國家在電腦產業上的成就看來，政府的產業政策的確影響到國家的競爭力。沒有一個國家能像美國一樣，在沒有政府產業政策支持下，發展出如此具備高度競爭力的電腦產業。但同時也有許多國家大力推廣電腦產業，結果還是徒勞無功。

真正成功的產業政策繫於其執行的細節。新加坡和台灣的政府積極地鼓勵外資投入、技術轉移和協助本國產業發展特殊的能力、發掘出口機會並加以充分利用，使其與全球電腦生產體系結合為一。這兩個國家也大量投資建立其成為全球產業一員所應具備的核心能力，例如：人力資源、基本設施和研究發展。相反地，日本與南韓則依靠國內生產和出口的推廣。然而，這種作法使得日、韓被孤立於全球生產體系之外，導致它們與新技術、反應快速的供應商和有水準的使用者脫節。這兩國的研究發展，不是出於市場的反應或產業的需求，而是政府用公權力強力推動的結果。

同樣的功夫用在某些半導體領域上，就較有成效。因為這個產業是非常技術密集與資本密集的，而且目標也很明顯。在電腦領域，這兩國在市場中心已轉移到個人電腦之際，還是想切入大型電腦市場，而冀圖有所斬獲。

香港是其他四個經濟體以外的一個有趣的對照，因為它的政府並不訴諸產業政策來發展電腦產業。但香港成功地扮演了做為管理與商業服務的供應角色，並做為進入大陸的門戶，但它並沒有發展其技術能力。這個案例顯示放任政策在香港的特殊時空背景下，就某一程度而言是可行的；但這種放任政策還是無法像其他四個經濟體一樣，發展出具備競爭力的電腦產業。

產業政策的成敗也繫於政策的持續性與協調性，因為政府公權力在不同的領域會彼此互動；所以一個單一的政策是否執行成功，常常繫於它是否與其他政策和民間產業活動形成互補或相斥的關係。新加坡和台灣在運用公權力介入電腦產業政策執行的時候，展現高度的持續性，雖然雙方所採的策略不盡相同。但深受官僚政治影響的日本和南韓政府，沿襲了大型主機時代的落伍政策，而且彼此爭取勢力範圍，使它們的注意力背離了個人電腦的革命浪潮。以上的分析很清楚的說明了，並沒有一套放諸四海皆準的電腦產業政策存在，大家所見到的只是一組有效和無效政策的混合體而已。

如前所述從電腦產業政策的內涵，並不能一窺產業發展成敗的訣竅。一個國家電腦產業的發展，也要兼顧以下幾個關鍵因素。第一、個別企業是否能夠保持旺盛的創新精神、專注於特殊能力的發展與持續提昇；第二、在其特殊能力領域的範圍，是否有一群具有深度和廣度的上下游關聯產業存在。個人電腦產業所挑的夥伴是專精、快速和高度彈性的企業，它避之唯恐不及的夥伴是追求多元化、動作遲緩和官僚味十足的組織。日本與南韓的大型企業就沾染了後者動作緩慢和只知搶食國內市場的毛病，而沒有搭上個人電腦的高速列車；反之台灣旺盛的創業家精神、全球性的人際關係網絡和強大的供應鏈，促使它天生具備了對市場需求快速反應的能力。新加坡當地的中小企業供應商也因為它們專業化的服務與技能，贏得了許多跨國公司的訂單。香港的企業家也是一樣的精明，很快把自己不具競爭力的製造業，移到低工資天堂中國大陸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