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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摘 4
第十三章 魯賓學說
未強調經濟政績，高爾競選失利
長久以來，我一直認為高爾應該是好的總統候選人和好總統。一九九七年高爾募款的做法引發嚴重爭議時，我對高爾的幕僚長克雷恩（Ron Klain）說，如果我在柯林頓總統任期結束前離開財政部，我很願意協助高爾競選總統。這個時候高爾承受龐大的壓力，我覺得或許連小小的鼓勵應該都很有用。那天稍晚，我們全在橢圓形辦公室，準備跟一位外國領袖見面，高爾走到我站的地方，刻意幫我拉開椅子，讓我坐下。
高爾的人際互動技巧可能有點拙劣，對於投身政治的人來說，這是不尋常且不幸的特性，這種拙劣的方式也可能讓人誤解。高爾很聰明，思慮敏銳，擁有一種經常自謙的機智，讓我非常欣賞。我記得有一回波蘭總理訪問華府，像平常一樣，我跟柯林頓總統、高爾和雙方一些高級官員開會。當時白宮很忙，大家十分掛念跟選舉有關的政治情況，我認為這樣利用時間不是最好的方式，不過持平而論，波蘭是東歐經濟改革的樣板。會議結束時，波蘭總理指出美國有很多波蘭後裔，高爾看著他，假裝驚訝地說：「我沒有聽過這件事。」事後我告訴高爾，因為他那種嘲諷的方式，幾乎使我哈哈大笑，高爾對熱心的波蘭總理強調這就是我們見面的原因。
我通常同意高爾大部分的政策立場，他在總統大選中，強烈反對小布希大幅減稅以及社會安全制度部分民營化的政見。高爾從柯林頓政府一開始，就是推動削減赤字的主要力量，他一直在國會山莊中努力推動墨西哥救援計畫，而且十分公開地支持貿易自由化。在國會中，他努力推動通過北美自由貿易協定的時候更是如此，不過有時他在民主黨內會跟大家起政治上的爭執。此外，他也十分注重市中心的問題。
高爾最愛的當然是環境議題。我進入柯林頓政府時，至少十分懷疑某些環保人士的絕對主義，但是高爾說服我，環境遭到的威脅是真正的危險，環保與經濟成長不見得彼此互相抵消。實際上，長期經濟成長一定要依賴合理的環保政策。我也開始相信，如果環保的成本與效益能夠涵蓋在國內生產毛額中，應該能更精確反映一國經濟的產出，不過在政治上或技術上，這樣做還不可行。我記得有一次在副總統的西廂辦公室，跟高爾長談起全球暖化問題。高爾認為，即使科學不能提供確切的證明，也有很多證據證明全球暖化已經出現，補救之道需要很長時間才能產生實際影響。如果我們等待太久，等到確切的證明時，結果可能是無法預防的災難。面對災難的風險，你沒有出錯的機會。這種情形類似交易員持有幾乎一定會賺錢的部位，但是部位太大，如果操作失敗，可能導致交易員徹底垮台，交易員面對的問題是不能冒險。當然，以全球暖化問題來說，大部分專家認為災難的風險很確實，理智分析全球暖化問題後，讓我認定我們迫切需要推行有效的預防措施，不過其中仍然有哪些措施最為適當的問題。
可惜的是，高爾競選時沒有主打柯林頓跟他的經濟政績，卻帶有一些民粹主義的調調。在任何社會裡，所得分配都是極為重要的經濟問題，問題是你選擇的語言和傳達的感覺。在我看來，在人民普遍享受經濟福祉時，帶有階級仇怨的任何語言，在政治上和實質上都有反效果。如果高爾勝選，他競選時的民粹主義語言可能傷害企業信心與投資，不是開創新政府的好方法。
這一切當然是民主黨內長期以來的辯論，我不是政治分析家，卻接觸這種辯論很多年，聽過很多有力的政策與政治主張。我的看法仍然跟一九九四年期中選舉挫敗後，希拉蕊告訴雷奇的話一樣：普選中的關鍵是兩成立場不定的中間選民，階級衝突不是爭取這些選民的好方法。高爾的競選策士回應這種批評時，馬上指出高爾的選民票比小布希多。但是不管你對結果有什麼看法，我認為高爾的競選應該做得更好，因為他是以現任副總統的身分，在幾十年來最好的經濟狀況下競選。
減稅、赤字與財政惡化
大致參與二○○○年的總統大選後，我不太想在將來的政策辯論中扮演什麼角色，但是有三件事很快地使我陷在其中：其一是新政府在二○○一年初提出減稅建議，我覺得在財政上並不健全；其二是民主黨需要能夠安心合作的人，提供經濟政策建議；其三是九一一攻擊事件。這一切把我重新拉回決策過程中。我先把財政大辯論（Great
Fiscal Debate）的歷史，和目前有關赤字是否要緊的問題分開，比較便於說明，分析完財政大辯論後，我會說明自己怎麼重新參與這場爭辯。
促使我重新參加財政大辯論的最大原因，是我對政府的減稅建議深感不安。減稅法案引發辯論後，在二○○一年上半年通過，開啟了主張減稅人士批評主流意見的時期，他們批評主流意見所說：大幅減稅直接與間接影響政府財政地位、健全財政政策的價值、龐大長期結構性赤字造成傷害的觀點。
保守派經常把布希的減稅建議，包裝成減稅與增加支出的爭執。（本章所說的保守派，是指一九八○年代到一九九○年代裡，極力主張減稅是當務之急的人，而不是比較傳統、強烈支持健全財政政策的人。）
主要的保守派人士主張，如果聯邦政府不用減稅的方式，把歲計剩餘還給人民，就應該設法把這筆錢花掉。另一個說法是，剩餘是人民的錢，應該還給人民。這種說法在政治上既犀利又簡單，在很多方面卻會造成誤導。政府被人用「花錢」來形容時，沒有人會喜歡政府的所作所為。但是在政府支出中，有極高比率用在主要計畫上，包括社會安全、健康保險、國防、執法、教育與環保，這些計畫都獲得民眾廣泛的支持。事實上，連支持減稅的保守派，都不願意削減這些受歡迎的計畫，在他們批評「花錢」時，卻又贊成增加這些支出。這些計畫是用於人民的計畫，就像稅款是人民的錢一樣，如果減稅不能配合削減支出，就會增加聯邦債務的規模，這種債務也是人民的負債。
布希政府推動減稅的方法，為財政大辯論開啟了新階段。財政大辯論是有關財政紀律與減稅對經濟影響的長期爭辯，這場辯論在一九八○年的總統大選中，對政策有很大的影響。當時一批主張「供應面經濟學」的保守派身居要津，供應面理論的重點是邊際稅率降低，會促使人民「供應」更多勞動力，更努力工作，因而促進成長。成長的有利影響會變得極為龐大，致使政府的實際稅收會增加，而不是因為減稅而減少。
一九八○年老布希跟雷根爭奪共和黨總統候選人提名時，把這種理論稱為「巫毒經濟學」。雷根的顧問中，也不是人人相信這種理論，有些堅定的保守派知道縮小政府規模不容易，因為大部分規模相當大的支出計畫很受歡迎。減稅似乎提供了逃避這種政治問題的方法，這一派的人認為，如果政府歲入受到擠壓，支出就不能成長，甚至會被迫縮小。雖然有這種理論，整個一九八○年代裡，支出持續遠超出抵消減稅效果所需要的水準──雷根政府和國會也同意這麼做，結果造成一九八○年代的龐大赤字。一九九○年代初期，赤字繼續增加；一九九二年，即將下台的老布希政府預測，未來赤字還會更大幅增加。
政府出現循環性赤字不見得不好，有時候還可能十分合理，循環性赤字指的是暫時性的短期赤字加上經濟衰退或減緩。凱因斯經濟學明白主張，暫時性提高支出或減稅造成的循環性赤字，是應付衰退的方法。一九六○年代和七○年代裡，有些接受這種理論的自由派民主黨人也發現，凱因斯經濟學是支持長期提高計畫支出的好理由。但是雷根的減稅加上雷根時期大幅提高國防支出，造成了不同的問題：龐大而且難以處理的長期結構性赤字，甚至連經濟狀況良好時，赤字仍然無法消除。孟岱爾在一九八四年競選總統、杜凱吉斯在一九八八年競選總統時，都主張這種結構性赤字對美國經濟是重大的長期威脅。基本上，他們沒有得到任何回應，因為了解這個問題的人太少。幾年後孟岱爾告訴我，他對於不能用大眾可以了解的方式討論赤字，深感困擾。
到了一九八九年，赤字開始嚴重影響經濟。大家開始了解，一九八○年代末期和一九九○年代初期經濟狀況這麼艱困，多少跟赤字有關，也改變了跟這個問題有關的政治力量。到了一九九二年，赤字占國內生產毛額的四．七％，接近三千億美元。處理赤字是一九九二年柯林頓競選的主軸，柯林頓這麼注意赤字，原因之一是赤字不只傷害經濟，也侵蝕大家對政府的信心，抑制政府解決人民所關心問題的能力。柯林頓希望在很多領域中削減赤字，也希望政府在其他地方加強發揮。
柯林頓就職後，財政大辯論發生變化。柯林頓在一九九三年提出經濟計畫後，引發支持者與反對者的辯論，這個計畫包括增加歲入──主要是針對所得最高一．二％的納稅人提高所得稅，另外也小幅提高汽油稅。反對者認為，凡是加稅都會傷害經濟。堅決支持供應面理論的人如坎普（Jack
Kemp）與《華爾街日報》的吉戈（Paul Gigot）認為，我們的經濟計畫會傷害經濟，造成更高的失業率。有些人甚至明白地發出類似的預測，金瑞奇當時說過：「我相信這個計畫明年會帶來衰退，這是民主黨造成的衰退，他們每個人都要負起責任。」
一九九三年的削減赤字計畫是供應面理論的考驗，結果不是供應面理論派預測的失業、赤字增加與經濟衰退，而是八年亮麗的經濟表現，創下美國史上連續經濟擴張的最長期紀錄。失業率從七％以上降到四％，民間部門創造的新就業機會超過二千萬個，通貨膨脹率維持低檔，國內生產毛額平均每年成長三．五％。一九九五年到二○○○年間，生產力平均每年提高二．五％，是一九七○年代初期以來僅見的高水準。窮人比率大幅下降，包括非洲裔和西班牙族裔都一樣，較高與較低所得級距的人收入都增加。三十年來，預算首次在一九九八年達成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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