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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與現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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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新貴現形記(BC0124)
Hong Kong : China's New Colony

類別: 歷史‧傳記>歷史與現場
叢書系列:歷史與現場
作者:韋安仕
       Stephen Vines
譯者:霍達文
出版社:時報文化
出版日期:2000年07月17日
定價:300 元
售價:237 元(約79折)
開本:25開/平裝/340頁
ISBN:95713317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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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譯本序2

本書將談到香港建立的新選舉制度,該制度旨在確保最得民望的候選人無法在立法會中成為多數。立法會議員當選之後不能提出改變政府政策的動議,也不能提出和公共支出有關的建議。即使立法會議員可以克服這些相當嚴重的掣肘,他們還得面對立法會內的表決方式。這表決方式確保由少數選民選出的立法會議員可以隨時推翻由普選產生的立法會議員提出的動議。

在稍低的施政層次,新政權取消了市政局和區域市政局這兩個擁有行政權力的民選機構。再往下的一個施政層次是區議會。區議會本來最多只有顧問性質,但運作時一向比較直言無諱。在新政權掌權前,區議會是唯一由普選產生的機關,所以毫不讓人感到意外的是,區議會裡頭盡是不合行政當局脾胃的人。為此,新政府重新引進委任制度,使民選區議員無法自動成為多數。

於是,香港不但沒有加入亞洲其他國家向高度民主邁進的行列,反而大開倒車。有人猜想,新政權此舉並不是配合北京新主子的意願,而是在號稱比教宗更堪稱天主教徒的董建華帶領之下的特區政府主動為之。這就是皈依新信仰者的行事方式,他們須要以此自明。假如我們說,新政權主要是由皈依新信仰的人組成的,其中只有少數是有操守的例外,而這些皈依新信仰的人都是對舊秩序忠誠的人。

香港最讓人感到欣慰的地方是,香港人並不覺得他們的新主子有什麼了不起,也不會上他們的當。這是一個不容易生存的地方,居民泰半是移民,他們選擇了自己的命運,然後繼續生存,他們能夠承受很多,但要用空言搪塞他們可不容易。雖然代議制度日漸遭到蠶食,法制以及言論自由也受到挑戰(其方式是暗示傳播媒體自我約束),香港仍保留了自由的氣氛。
一般而言,香港人並未給嚇住了。而且平心而論,政府也知道最好不要打壓言論自由,雖然港府已經朝這方面有了一些動作。碩果僅存的言論自由得到充分發揮。在電台的廣播節目中,在報紙上,在街頭巷尾,人們還是暢所欲言。在紀念 1989 年中國大陸民主運動結束的天安門廣場大屠殺周年紀念活動中,香港人不把香港的領袖放在眼裡,成千上萬的民眾紀念那些在天安門廣場的死難者,並大聲疾呼,要求民主。

所以,香港並非已經全盤盡墨。香港人的精神不容易被擊潰,特別不容易被主政的三流政客和官僚所擊潰。這些政客和官僚企圖使舊式的君主統治復辟,但即使在中華人民共和國五星旗的蔭庇之下,他們終歸是會失敗的。一時之間,他們會成功,但這勝利是要付出很大代價的,原因是香港見過太多世面,經濟也太高度開發了,是不會甘心接受二流政府的。

香港和其他曾經是外國殖民地的地方不一樣,香港注定不能走上獨立之途。但從來也沒有人說過,其他遠遠沒有香港進步的社會已經成熟到可以自立,而香港這個現代化而先進的社會卻應該重新接受某種形式的殖民統治。

當然,假如有人說香港已經成了中國的殖民地,香港的新統治者肯定不能接受,而且也肯定會招來新朝新貴背後支持者的厲聲謾罵。但本書要證明的卻是,中國為香港設計一套制度,其指導原則是要保存殖民形式的統治。再者,香港新政權採取各種行動恢復了一些最糟糕的殖民陋習,目的就是要確保北京領導人口中的「祖國光榮統一」成為一種使香港這新得之物受到中國共產黨控制的方法。

也許有人會說,用「殖民地」一詞描述香港的新情況並不適合。論者肯定會說,殖民關係必須是一個遙遠的外國強權和受到殖民統治的人之間的關係。這種論調,假如過去受到西班牙法西斯主義統治的加泰隆尼亞人和巴斯克人聽到,乃至於在凱瑟琳大帝統治下俄羅斯帝國以及後來蘇聯境內的立陶宛人、愛沙尼亞人、拉脫維亞人、以及烏克蘭人聽到,一定會覺得非常訝異。仔細看看香港的情況,中國在香港實行殖民統治這種說法,對於西藏人來說也一定不會覺得荒謬。一如其他受過殖民統治的人一樣,香港人在種族和其他方面和實行殖民統治國家的人民都有關連。但香港人也和其他受過殖民統治的人民一樣,他們的獨特的語言和生活方式和他們殖民主子的語言和生活方式也不同。

以香港的情形而論,這類比不能推論過當,原因是中國重新統治香港之前一段長時期,香港已經有一股深刻的中華民族主義存在,香港人也和中國大陸其他中國人認同。但這正是關鍵所在,香港人對中國的政治制度沒有多少認同感,也對這個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國家的生活方式沒有多少認同感。

1989 年有一段時間,中國大陸的民主示威看來好像可能在中國促成另一種政治制度,當時香港人盡量提供助力。這一刻已成過去。示威遭到殘暴鎮壓,香港人只有集體哀悼。骰子擲出去了,米已成炊,大勢已定。香港要回歸祖國,受到祖國的高壓統治者宰制,而這些手段高壓的統治者短期內難望有什麼改變。

我在 1987 年抵達香港,當時是在英國和中國簽署協定同意把主權移交中國之後的兩年半。這是一個很難得的機會,在那麼多年前就知道自己將為歷史見證。為此,我特意寫日記和記筆記,記述英國統治香港末年和中國統治初年如何一幕一幕的展現。本書大部分內容的依據就是當時的紀錄。

這是一部充滿希望,充滿失望,也充滿不肯定的紀錄。我不是一個冷靜的旁觀者。過去十幾年來,我在香港札根很深,這是我始料所不及的。我在這裡有一個家,不是一個租來的家,不是一個我接到通知就得搬走的家。我在香港也有一點生意。所以我對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命運是有一點具體牽掛。我對這個地方有一種強烈的感覺,對那些企圖要把這個活躍的社會變成較沒有自由以及較沒有主見的人,我有強烈的反感。

但我畢竟是一個外國人。換言之,不論我在香港居留多久,我永遠都是一個外來者。我可以從一個和我的中國友人不同的角度看香港,我這些華人友人在香港有比我更深的根。這也許表示,我和他們有足夠的不同之處,使我可以看到他們看不到的東西,但同時我也可以看到像過客般在香港逗留一段時間寫一兩本書的外國人所看不到的東西。

我眼中的香港是中國的新殖民地,但這不表示香港將永遠如此,也不表示隨著中國的改變,中國殖民統治的性質不會徹底改變。

這本書的起點是個個人的觀點。我要描繪的是生活在新香港的實況,以及等了十年等待主權易手的經驗。我從個人觀點審視導致英國統治結束的一段錯綜複雜的歷史—特別是在過渡時期中在一九八九年間希望旋起旋滅的轉捩點。

在本書往後的各章,我要談的是在新秩序中的各個要角,我特別集中注意力在掌權的董建華身上以及拿他和香港末代總督彭定康作個比較。彭定康是一個很厲害的政治人物,他花了不少精力把他的人格烙印在英國殖民統治的最後幾年上。

現在香港的情形是由一些趨向、政策以及一些舊秩序核心人物促成的。我覺得,要了解香港的現在和未來,我們得先看看這份紀錄。所以我花了不少篇幅在這上頭。

在本書比較後面的各章主要談的是新香港所受到的壓力及其重大問題。換言之,我們將仔細的看看香港經濟、投資、傳播媒體、法制以及其他決定香港特別行政區命運的問題。

我寫作本書時得到很多人的協助。可惜我無法一一列舉幫忙最多的人的名字。他們有些還在政府或商界服務。我擔心假如他們和這本書扯上關係將會受到傷害。為此,我覺得假如我只列舉幾個幫過忙的人,這有點讓人覺得討厭,原因是這只會引起錯覺。但我並不是對他們的幫忙全無半點感激之心。我真希望我能謝謝他們花了時間和精力,有時還不免氣惱,幫我使這本書面世。

這番話講了這麼多,但我想特別提出一群人。他們並未直接幫忙我寫這本書,但他們提供了很多資料和深刻的洞見,這些資料和卓識不難在本書的字裡行間發現。我說的這群人是《東快訊》(Oriental Express)的舊同事,他們都是很卓越的新聞同業。我還要特別向施漢德致謝。本書得以寫成,他幫忙的地方比任何人都要多。在倫敦,負責編輯本書的是奧倫出版社(Aurum Press)的安妮卡‧阿爾弗瑞茲(Anica Alvarez)。她對本書的寫作計畫鼎力支持,對不妥當的地方目光如炬。當然,假如本書還有錯漏的地方,責任還是由本人承擔。

2000 年 3 月 香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