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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與現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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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ng Kong : China's New Colony

類別: 歷史‧傳記>歷史與現場
叢書系列:歷史與現場
作者:韋安仕
       Stephen Vines
譯者:霍達文
出版社:時報文化
出版日期:2000年07月17日
定價:300 元
售價:237 元(約79折)
開本:25開/平裝/340頁
ISBN:95713317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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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書摘 2

對於我這個抱持傳統左派觀點的人來說,任何帶有「殖民」標記的事物都是壞的這一點,這是理所當然的「公理」,香港人的反應卻讓我感到有點意外。表面上,香港的局面單純得有點近乎可笑。英國在 1841 年攻占香港,因為是英國需要一個基地,以便繼續和中國進行鴉片買賣。此後幾年,英國就利用其立足香港之勢,在這塊明顯是中國領土的地方建立起大英帝國的一隅。

我過去從未察覺到的一點,這個在帝國建立的過程是英國並不高興為之的,英國一直都無意在香港建立殖民地,香港在成長過程中,一直和過去及未來的宗主國漸行漸遠。這個地方的崛起過程成了我關注的焦點。

至於殖民地的各種特色,有些是很荒謬、很討厭的,過去是這樣,今後也一直如此,但其中卻也有好的一面。任何人都無法為某些英國法律辯護,這些法律起初要把中國人排除在公民生活之外,阻止他們居住在只許白人聚居的太平山。更讓人反感的是香港縱橫交錯的街道,很多是以殖民地官員的名字命名的,這等於不承認這實質上是一個中國人的城市。英籍公務員享有特權,卻要華人公務員吃虧,這一點也是無法為英國辯護的。殖民地官員中的中國通的確有些荒唐可笑的人物,但其中也有不少人不是這樣的,他們夙夜憂勒,真心實意為社會服務,這些人不論在任何社會,都足以成為公務員的楷模。他們致力建立的社會是一個法治的社會,他們建立的秩序,目的是要為發展與安全提供一個架構。這些都是相當可觀的成就,也是居住在香港的華人所承認的。這些居港華人太了解在邊界另一方法紀蕩然引起的嚴重後果了。換言之,我們常聽說的老生常談,說什麼香港所以成功,乃是結合了中國人進取心和英國的行政手腕,這其中不無道理。

但英國在香港殖民統治的積極面卻被後來殖民統治即將結束時英國人可恥虛偽的行為抵消無餘了。末代港督彭定康常掛在嘴邊的一句話是英國必須「光榮而有尊嚴地」撤出香港。但英國拒絕對曾統治了一百五十多年的香港人負起義務,而且在和中國談判歸還香港時編織了一大堆謊言,結果把英國的榮耀和尊嚴都毀掉了。

下一章將談到歸還香港談判的由來以及談判的背景。但有如骨骾在喉的卻是 1984 年雙方歸還主權談判結束時的所謂成功。中英聯合聲明當時得到廣泛的歡迎,連《經濟學人》雜誌也以一貫刻薄的口吻說,這是「最糟糕的工作中,表現最好的部分」。

不論中英聯合聲明是否受到歡迎,但我們卻無法避開在簽署聲明前兩年的談判期間完全沒有人和香港人諮商這一點。

1984 年 9 月 26 日中英聯合聲明在紐約草簽時,英國外相侯艾接受英國廣播公司電視台訪問。記者問他,他是否確定「曾妥善的諮詢香港人,而且他們的利益得到足夠的保障,因為畢竟香港人是最受影響的一群」。侯艾回答:「我們已經努力把這最重要的一點納入考量。」

這根本是睜眼說瞎話。香港人,甚至相當於港府內閣的行政局,對中英談判的進展一直都不完全知情。侯艾前往紐約的前一天對英國國會下議院說:「現在香港人可以對(中英聯合聲明的)草稿發表意見了。」然後他宣布,有關方面已經草擬一份白皮書,將在香港印行兩百萬份,作為一種諮詢作業。後來還成立了評鑑部門,據說旨在考量香港社會大眾的看法。但這個部門能起什麼作用呢?假如香港市民不接受中英聯合聲明,那又如何?

在 1984 年 9 月 20 日七中英聯合聲明在紐約草簽翌日,記者在香港的一項記者會上以相當尖銳的口吻向當時的港督尤德爵士(Sir Edward Youde)提出前述問題。尤德是一個工作勤奮的港督,他深信他幫忙為香港爭取了一宗很好的交易。四年後,他在北京和中共澄清由中英聯合聲明衍生的問題時不幸去世。但尤德爵士畢竟是一位訓練有素的外交官員,他說這些都是「假設」的問題,於是就把這些問題打發掉了。ITN電視台通訊員布朗森(Michael Brunson)經驗老到,卻不容尤德那麼輕易就用英國外交部慣用的迴避手法脫身,於是問尤德:「假如某一點內容引起了嚴重的不滿,那又如何?」尤德回答說:「我只能說,當前談判一項協議時,協定確立雙方同意了的東西。假如一方企圖破壞協定,另一方也這樣做,結果將是整件事都搞垮了。」

所以香港人只有接受或閉嘴兩途。所謂諮商過程並未促成任何對聲明的修訂,但假如香港人對中英聯合聲明投下不信任票,中英聯合聲明是否可以放棄呢?事實很明顯,根本沒有人打算讓香港人對他們的命運有發言權。假如硬說不是這樣,那只是不折不扣的欺人之談。

但在 1984 年,諮商的神話還是小心翼翼的保留,沒有被戳破,很快的,評鑑工作這場鬧劇就展開了,而且還披上了一件莊嚴的外衣。香港市民只有兩個月的時間發表他們的意見。結果只有 1,815 人和 679 個團體提出意見。事實上,願意花時間提出意見的人中,有半數是反對聲明草稿的。香港政府花了不少氣力確保市民提出很多正面的意見,所以發現他們的努力有點成效並不意外。

這一點現在已經船過水無痕了。有關當局很快就淡忘了這件事,而且他們對過去的回憶也是有選擇性的,所以把這香港人缺乏自行決定命運的機會這一點正式紀錄下來是值得的。我們可以把這情形和其他英國殖民地得到的待遇作一比較。例如,西班牙在宣稱擁有直布羅陀主權後,英國向直布羅陀居民提出一部憲法,結果不被接受,99 % 的居民在表決中贊成維持直布羅陀的殖民地地位。這部憲法的序言說:「女王陛下的政府絕不違反直布羅陀居民以自由和民主方式表達的意願,和其他國家達成安排,把直布羅陀居民置於他國主權之下。」在 1982 年阿根廷入侵福克蘭群島之後,英國政府作了同樣的承諾。

英國政府從未認真考慮讓香港人自決,中國更加強烈反對。他們對香港獨立,自然就比起自決更視為異端及不可能接受的事。這個問題從來也未認真討論過。

在這個問題上有不少人的想法很混淆,他們假設自決和獨立是同一回事。事實卻不然,自決過程可能促成全面獨立以外的某種統治方式。

在過渡時期中,自決一直是個未經討論的主要問題。但前斯里蘭卡司法部長兼前香港大學法律系教授翟理雄(Nihal Jayawickrama)博士卻仔細研究過這個問題。他遍查關於自決的國際判例法以及聯合國大會在 1970 年通過的第 2625 號決議,這項決議明列了殖民地地位結束的條件。基本上,這決議說,在殖民地的居民行使自決權之前,殖民地主權國無權把此一殖民地移交另一主權國。翟理雄博士一直認為,中英聯合聲明根本違反了此一原則,因為香港人並未行使自決權。

翟理雄博士追溯到 1972 年的情形,以探究英國願意把香港歸還中國的箇中原因。當時中華人民共和國剛成為聯合國會員國,第一次參加「聯合國關於實行讓殖民地及其人民獨立宣言特別委員會」的會議。中國大使黃華致函委員會說,討論香港問題是不適宜的,原因是香港仍是中國領土,因此並不屬於委員會管轄範圍之內。中國什麼時候開始認真考慮恢復行使對香港主權,人們在找尋這個問題的答案時,曾激烈辯論這封信的內容。黃華在信中說:「眾所周知,香港和澳門問題屬於歷史遺留下來的問題,是由一系列不平等條約引起的,帝國主義把這些條約強加在中國身上。香港和澳門是由英國和葡萄牙當局佔據的中國領土。解決港澳問題完全是中國主權範圍之內的事,並不列入當初的殖民地範疇之內。」

我一向覺得,這封信反映了中國對這兩塊領土的殖民地地位一貫抱持的態度,即外國主權是一件讓人感到不快的事,但中國也可以容忍。但翟理雄博士則沒有那麼有把握,他把這封信視為中國意圖恢復行使主權的宣言。他指出,聯合國前述特別委員會經過一番辯論之後,終於接受中國的觀點,並決定不研究香港的情況。當時英國並未提出抗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