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新貴現形記(BC0124)
Hong Kong : China's New Colony

類別： 歷史‧傳記>歷史與現場
叢書系列：歷史與現場
作者：韋安仕
       Stephen Vines
譯者：霍達文
出版社：時報文化
出版日期：2000年07月17日
定價：300 元
售價：237 元(約79折)
開本：25開／平裝／340頁
ISBN：9571331708

【中譯本序1｜中譯本序2｜前言1｜前言2｜前言3｜書摘 1｜書摘 2｜書摘 3】

▼  前言2

這些聲浪從香港特區成立的第一天就發出了，其中有些還是調到音量最大的。特區成立的第一天，來自世界各地的政要雲集香港，加上陣容空前的中國官員，這些中國官員大部分過去都不曾踏足過香港。

中國最高層的官員傾巢而出，為首的是國家主席江澤民，在天安門廣場大屠殺後可能是最為人所痛恨的中國領導人前總理李鵬，以及解放軍首腦，中共中央軍委副主席張萬年。

前中共最高領導人鄧小平多年來都表示有意在香港回歸中國統治後到香港一行。香港回歸中國統治，鄧小平比起任何一位中國領導人都起了更大作用，但他在香港回歸前不久就去世了。鄧的遺孀卓琳代表前來，還有兩個女兒鄧榕和鄧楠。卓琳和亡夫一樣，個子很小，但卻是眾人注目的焦點，使這個場合成了可能是中共新領導層最後一次向鄧家公開表示尊重的機會。

在和英國談判歸還香港方面扮演重要角色的人也在場，唯一顯眼的例外是遭罷黜的前中共總書記趙紫陽。協議是由趙紫陽和當時的英國首相佘契爾夫人（港譯：戴卓爾夫人）。趙紫陽很關注香港，顯然也想來看看，但卻遭峻拒，一如他被堅拒在鄧小平的喪禮之外一樣。佘契爾夫人則一直都公開地維持對香港的關注，她最先在文華酒店訂了客房以確保英國統治香港最後的一天在場。

中國為了強調香港回歸對維繫中國團結的關鍵作用，官方代表團成員包括了所謂民主黨派及少數民族人士，於是像中國民主同盟、中國民主促進會等組織的負責人都出席，擺出一副中國人民大團結的笑臉。

在主權移交儀式前一星期，中國對如何處理此事還是舉棋不定。來自北京的初步跡象顯示，中國要派出最高層領導人，後來又覺得還是讓他們留在北京主持在天安門廣場舉行的大規模慶祝活動比較好。領導層有些有影響力的人宣稱，在香港還在英國統治下時，中方領導人不必出現，不如讓江澤民一行在中共統治的第一天浩浩蕩蕩而至，把回歸儀式一事交給位階較低的錢其琛處理。當時錢其琛是副總理兼外交部長，關於香港的日常事務本來就由他負責。

負責籌備儀式的英方外交人員對中方遲遲未能確定出席人員愈來愈不耐。英國老早就已經決定由威爾斯親王率團，隨行的則是新任英國首相布萊爾（Tony Blair）。布萊爾有一名女性姻親來自香港，這次也隨布萊爾一起乘飛機蒞港。英國代表團其他成員還包括新任外相庫克（Robin Cook），庫克很快就看完了關於香港問題的簡報資料。

連過去 13 年談判中只扮演微末角色的人，英方也邀請了。但這卻頗有問題，因為這等於是邀請所有原外交部決策部門的人，但在 1992 年彭定康（Chris Patten）出任第廿八任，即最後一任港督後，這些人都被他處理香港事務的新方式搞得很惱火。這不是經過精心策畫的。但處理香港問題的老手和對香港新政策有新想法的人（主要是彭定康的一夥）聚在一起，問題之複雜幾乎不亞於和中方談判歸還方式的曲折過程。

最感氣惱的人之一是前英國外相侯艾（Lord Howe，港譯：賀維），他是在談判過程關鍵時期主其事的人。接替侯艾擔任英國外相的赫德（Douglas Hurd，港譯：韓達德）是彭定康少數盟友之一。他和怒氣沖沖的前任首相奚斯（Sir Edward Heath，港譯：希斯）就很不一樣了。奚斯在首相任內和中國建交，北京當局把他視為「老朋友」。

在這些政界人物背後的則是團結得有點不尋常的外交部「中國通」了，包括啟動談判的前港督麥里浩（Lord MacLehose）以及彭定康的前任衛奕信爵士（Lord Wilson）。衛奕信一生事業大部分時間都花在香港問題上，他和外交部其他中國通如麥若彬（Robin Maclaren）、前英國駐北京大使唐納（Alan Donald）、（英國外交及聯邦事務部香港司主管）鮑雅倫（Alan Boyd）、（港府政治顧問）歐威廉（William Ehrman）、（中英聯合聯絡小組英方首席代表）戴維斯（Hugh Davies），和（另一名中英聯合聯絡小組英方首席代表）高德年（Anthony Galsworthy）等人都是站在最前線上和中國談判日常事務的人。

最重要的缺席人士則是這些人的導師，亦即日後彭定康的死對頭柯利達（Sir Percy Craddock）。柯利達曾任英國駐北京大使以及佘契爾夫人及梅傑（John Major，港譯：馬卓安）先後兩位首相的外交政策顧問。當時，柯利達對英國的對香港政策批評甚力，業已遭排除在這個他已經沒有任何影響力的過程之外，所以也只有他一人拒絕接受邀請成為英方代表團成員。

在移交儀式舉行前幾天，我訪問了彭定康。他決定披露一點英方激烈內鬥和互相扯後腿的情形。關於英國內鬥的情形，很快就由英國廣播界聞人丁伯白（Jonathan Dimbleby）在書中更詳盡的披露（編按：即《香港末代總督彭定康》，中文版由台北時報出版），當時丁伯白已經差不多成了彭定康的御用文膽。彭定康不是以寡言或無法清楚表述想法著稱的人，於是這位末代港督利用這個受訪的機會暢所欲言，他的一席話實質上無異於指控舊日的外交政策決策者叛國。柯利達當時成了反彭定康集團的代言人，這是他事業的第二春。以他為首的保守派向彭定康反撲。結果是雙方各自在倫敦報紙的專欄中提出超乎尋常惡毒的說法，互相較勁。提出這些說法的人平日卻口口聲聲說英國從香港「有尊嚴地」撤出帝國是很重要的一件事。

雖說假如中方加入戰局，北京也只是得到些許滿足而己，中方卻很明智地冷眼旁觀。但中方對英國撤出的方式也不完全滿意。假如中方一開始就可以為所欲為，主權移交儀式將是一件芝小事，有如 1842 年間，衰亡的清廷受盡屈辱，簽署南京條約，被迫把香港割讓給英國的情形一樣。

中方談判代表一度很認真的建議只讓少數見證人參加移交儀式，也只讓幾具電視攝影機把經過情形拍下，然後再播送到全世界。但英國要隆重其事，要舉行莊嚴的儀式。

最後，雙方對移交儀式規模的爭論告一段落。中方領導層決定要把這項儀式變成重要的宣傳，讓他們在努力建立自己的身分和權勢之際，得以走出鄧小平的影子。中國大陸的宣傳機器全力運作，中方動員了傳播媒體把香港主權移交描繪成中國歷史上的一件大事以及中共領導層的勝利。移交儀式前夕，中共機關報《人民日報》在社論中說：「歷史向舉世顯示，假如沒有中國共產黨，就沒有社會主義的新中國，香港回歸祖國也不會實現。」

中國大陸對這個大日子的來臨，其期盼之熱切，簡直到達了沸點，北京天安門廣場架設起一個巨型的倒數計時鐘，計算英國統治結束的日子。愈來愈明顯，中方為了達到目的，改而要求一項更公開、更眩人耳目的收回主權儀式。

中方開始歡迎這個主意之後，也開始歡迎別的。中英雙方為了談判主權移交的一般性事務，成立了「中英聯合聯絡小組」，中方在中英聯合聯絡小組的代表曾建議，英國不僅僅要在六月卅日把英國國旗降下，還得簽署一項文件確認殖民統治結束，香港則將完璧歸還中國。中方當然希望有一點象徵性的東西以抵消南京條約的屈辱，要英國的威爾斯親王在赤裸裸的聚光燈下以及在電視攝影機之前簽署這項文件。

英方談判代表被這項要求搞得手足無措，但馬上就反應過來，宣稱 13 年前已經簽署了這樣的一項文件，就是「中英聯合聲明」。

此一建議無疾而終之後，規畫主權移交儀式的人馬上就開始緊鑼密鼓的進行他們最擅長的事。畢竟，英國在撤離方面是很有經驗的。英國在現代史上擁有幅員最遼闊的帝國，因此知道如何在世界各地降下國旗。大部分的情形都是舉行露天的閱兵儀式，讓旗幟在風中飄揚。

英國談判代表開始和中方對手談主權移交儀式的安排，心裡想的就是這個模式。但中方一開始就反對任何露天活動，主要原因是他們對安全的關注已經近乎走火入魔。到了中方決定要讓最高領導層與會時，這種關注更搞得人人都頭昏腦脹（中方領導人在沒有大批安全人員保護的場合幾乎未曾停留過一秒鐘，英國首相布萊爾卻相反，堅持要在停留香港的簡短行程中插入一段到處走走的時間）。中方更猜想這是英方凱旋式的軍禮，要中方代表在場觀禮，因此對這構想並不歡迎。很可能有人播放了一些殘舊的英國撤出印度的紀錄片給他們看，片中的蒙巴頓勛爵主持大規模的閱兵儀式，並在儀式上和印度的新統治者談笑甚歡，而印度的排場則相形見拙。

最後，中方還是讓英國自行舉行閱兵儀式。英方在這儀式中穿插了一些民間組織的活動，歌劇和音樂。英國撤出香港當天最重要的節目是在黃昏日落時，奏起《最後的崗位》（Last Post），在悠揚的風笛聲中徐徐降下英國國旗。

彭定康是一個感情豐富的人，這一切對他來說，真是有點情何以堪，他的助理黎偉略（Edward Llewellyn）老早就警告他千萬不能落淚了。這一天，他離開居住了長達五年的港督府及一群照顧他一家人的職員，這些職員對他這一家人的照顧，是他們一生中最周到的，離開這個家和這一群職員，實在讓他痛苦難抑。

這一天是彭定康最後一次以港督身分發表演說的機會，他決心要讓這場講演簡短，但使人難忘。一如他所有的重要演說一樣，這次講演是他親自撰稿的，花了不少時間蒐集內容及修改。我在滂沱大雨中聽他娓娓道來時，我覺得他的講演很高明。但後來我回到辦公室細看他的講稿時，我更發現這不僅僅是一次很高明的講演，也是一篇非常好的臨別贈言。

彭定康並不規避香港成為英國殖民地的歷史。他說：「這一章的起點事件，在事件發生下一個世紀的末期，從今天的觀點看來，是我們所有人都不願意或試圖曲解的。但也許我們可以說，現在住在香港的大部分人都這樣做，原因是這個世紀發生了一些在今天難以辯解的事。」就這樣簡簡單單幾句話，彭定康承認了鴉片戰爭的恥辱，但同時提醒聽眾，不論英國成立香港這個殖民地的動機有多惡劣，但香港的成長卻完全是難民從邊界的另一方為了躲避暴虐的政府而至的結果。

他說：「在英國統治結束之際，我相信我們有權這麼說，我國在此地的貢獻是提供了一個鷹架，供香港人更上層樓之用。這包括法治、廉潔而包容的政府，自由社會的價值觀，代議政府及民主責任的發軔。這是一個中國城市，其性格非常中國，但卻帶有英國特色。在過去所有屬地中，從未有一個比得上香港繁榮，由各行各業、教會、報紙、慈善團體，以及最廉潔、最為大眾利益著想的公務員所構成的公民社會結構和肌理，也是各屬地前所未有的。」

當然，這是臨別贈言，彭定康所強調的只是香港的積極面，但他說得娓娓動聽，使在座的聽眾都在一級一級的座位上頓足叫好，他們都希望彭定康繼續講下去，但他們也知道，他只能講到這裡。彭定康把頭低下來，不讓別人看出他的情緒，最後他示意大家停止鼓掌。

當天稍早時，他已經顯示出，他了解曲終人散的時間終於到了。他坐在他的賓士座車最後一次離開港督府時，他決定不讓司機在港督府門口進行傳統的繞行三周儀式，因為這中國傳統儀式代表府第的主人還要回來。大家本來以為他還會照樣做，但他和夫人林穎彤坐在車上時，他覺得暗示一位英國總督還要回來是不對的。他只命令司機繞行一圈半就直接駛出大門，使他的幕僚非常驚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