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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與現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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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新貴現形記(BC0124)
Hong Kong : China's New Colony

類別: 歷史‧傳記>歷史與現場
叢書系列:歷史與現場
作者:韋安仕
       Stephen Vines
譯者:霍達文
出版社:時報文化
出版日期:2000年07月17日
定價:300 元
售價:237 元(約79折)
開本:25開/平裝/340頁
ISBN:95713317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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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書摘 3

1984 年 11 月 7 日,中國外長吳學謙就香港問題談判的進展向有「橡皮圖章國會」之稱的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提交報告,他在報告中根本不談是否有可能和香港人商量他們的命運的問題。吳學謙宣稱:「我國政府對香港的政策是我們的內政,沒有必要和其他人討論這個問題。」

中國再三重申這一點,最顯著的表現是拒絕讓香港的華籍公務員加入英國談判代表團,因為這意味著中國政府和其國民進行談判。中國稱這種情形作「三腳凳」,所謂「三腳凳」指的是天生就站不穩的東西。中共拒絕和香港人討論移交主權問題的態度幾近胡鬧,英國被迫匆匆忙忙簽發英國(本土)護照給中英聯合聯絡小組的一名香港華裔專家。中英聯合聯絡小組是特別為了把中英聯合聲明落實而設的。中方根本拒絕讓這名專家進場,除非他有了英國公民身分。

於是木已成舟了,中英聯合聲明在 1984 年 12 月 19 日在北京正式簽署,接著在第二年五月獲得通過。簽署儀式可謂一件費盡心血的大事。為了這項儀式,中方擺出很隆重的儀式,讓整個過程的要角在北京人民大會堂成了眾人注目的焦點,其他比較次要幕僚人員等人則散居兩旁,充當配角。一般在這種情形下,參加者往往看起來都很不自在,用僵強的笑容掩飾他們的不安。有些人很有雅興,把仔細端詳照片中人視為一種消磨時間的方式。這些人是使中英聯合聲明能夠成為事實的人,這是他們第一次,也是最後一次齊聚一堂的唯一現存紀錄,因此好事者看得津津有味。香港問題專家中比較促狹的則興緻勃勃地指出照片中各個要角的命運。現在這些人大部分已經失勢了,有的已經去世,也有在驚鴻一瞥地現身幕前之後,已經回歸幕後了。

當時英國首相佘契爾夫人的權勢似乎如日之中天,她率領英方代表團翩然抵達北京。名義上領導中方代表團的人是當時的中共總書記趙紫陽。但顯然個子矮小,表面上沒有什麼讓他可以擁有最高權利的官方頭銜的鄧小平才是主持大局的人。他啟動「祖國光榮統一」的過程,中英聯合聲明簽署時,他是最炙手可熱的人。中英聯合聲明中的內容主要還是他的主張。

一向自信十足的佘契爾夫人在簽署儀式結束後離開時,馬上和傳播媒體碰面。記者提出的第一個問題是:「你把它奉送給別人了嗎?」

「奉送什麼?」

「香港。」

「不,我不可能把香港奉送給別人。它自將在 1997 年回歸。所以,我們要儘可能為 1997年以後的香港爭取最佳的條件。假如我們沒有舉行談判, 1997 年之後就什麼也沒有了。所以,我們不但沒有把香港奉送給別人,反而贏得了香港人的信心。我想香港人在得到信心之後就可以有所貢獻,為中國人保有穩定與繁榮。」

佘契爾夫人從北京到達香港後,記者提出的問題就變得尖銳了一些。後來成為立法局最直言不諱的議員之一的劉慧卿當時還是一名記者。劉慧卿問佘契爾夫人「把 500 萬人交到共產主義獨裁政權手上」感覺如何。「這在道義上是言之成理的嗎?還是說,在國際政治上,最高道德標準就是自己的國家利益?」佘契爾夫人當然聽不進去。她重申自己的一貫說法,宣稱假如沒有談判的話,情況將會更糟糕。佘契爾夫人一臉的不悅,指斥劉慧卿可能是唯一不同意這一點的人,然後在回答其她問題時靠搶白過關,只在合眾國際社記者換個話題問她關於和蘇聯進行軍備管控談判的情形時,她才嘉許一下這名記者。

英國讓香港人吃了虧,也不讓香港人在決定自己命運時有任何發言權,但英國從不承認自己是罪魁禍首。

雖然稱香港為殖民地老早已經是一件過時的事—香港政府一向堅稱香港是(英國的)「屬土」(territory),但到了香港歷史關鍵的一刻,我們可以很明顯的看得到英國只把香港人視為屏藩地區的人民,英國不能信任他們,不能讓他們有一點點的自決權。

到了 1996 年某個時期—現在我無法確指是什麼時候—我決定在中國接收香港之後儘快離開。我覺得我會留到主權移交,但沒有興趣在主權移交之後留下來。 1996 年是讓人情緒低落的一年。即將接手的政府搞了一場鬧劇式的「選舉」以任命日後所謂香港特別行政區的行政長官。香港的傳播媒體報導了這場鬧劇,好像真的在辦理選舉一樣。中國則委任了一個影子立法機關(臨時立法會)同時也舉行另一場鬧劇式的選舉選出這個立法機關的議員。這不是什麼意料之外的事。但香港社會賢達接受他們也承認不能接受的事,不得不讓人感到沮喪。

我當時覺得,外國人在香港將沒有立足之地。香港國際城市的性質本來就很薄弱,殖民時代的終結,香港的國際城市性質也將隨之式微。香港人希望把這個屬於他們的地方變成個比較有中國風味的地方,在某種意義上,我贊同他們的願望,於是我愈來愈覺得自己是一個外來者。

時序漸漸淡入 1997 年之際,我的感覺改變了。即將發生的改變使人有種興奮的感覺,我也不免受到感染。我並不預期局面會改善,而是覺得我可以有機會爭取到很多東西。更出人意表的是,九七年初,新的商機出現了,我和我的合夥人的生意擴充了一倍。我們把三明治店出售給一些原來負責英軍伙食的華籍雇員,他們想利用手邊的一點閒錢搞點生意。他們和我一樣,希望在不確定的年代尋覓機會。

香港人好像在進行一場豪賭一樣。一如所有形式的賭博一樣,結局是很難逆料的,但可能得到的報酬卻非常吸引人。也許和中國統一真的會帶來官方啦啦隊所再三預測的巨大經濟利益。

我作為一名記者的特殊身份,加上透過我的小生意而得到的參與者身分,使我覺得自己再也無法離開這個地方了。我想我和許多其他留在香港的市民一樣,都覺得這還是一個充滿機會的地方。雖然,這個地方受到一場可能發生的雪崩威脅,這場雪崩隨時會衝過來,引起一場浩劫。

我過去沒有水晶球,後來也沒有。但我覺得,假如我們回顧一下香港過渡時期的歷史如何為日後打下基礎的過程,我們至少可以得到一點可貴的指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