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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1
為《我的生活與愛》的故事而寫
靈魂，身體的客人啊，你去
做一件吃力不討好的事情吧；
不要害怕去觸碰最好的東西，
真理將是你的保證。（註 1）
──華爾特．饒列爵士
現在是美國的一個八月大熱天，在紐約人車匆匆之際，我坐下來，寫下我的「信仰」的最後宣言，做為我一生故事的序言或前言。最終而言，讀者們將讀出我寫出宣言時的精神，夫復何求？我在戰時以及停戰之後從事新聞寫作，因此聯邦政府對我提出控告。華盛頓當局指控我煽動叛亂罪；雖然密蘇里第三任郵政總長，即前任州長道克利，（註 2）被被司法部門選為法官，判我無罪，並保證我不會再被起訴，但是，我所辦的雜誌（《皮爾遜家人》）卻一再在郵寄中遭查扣，其流通量減少到原來的三分之一。威爾遜總統與他的得力助手布雷斯頓（註 3）的非法迫害毀了我；我在要求賠償時，又遭受嘲笑。美國政府似乎太窮，無法為它可恥的錯誤付出代價。
我寫下這個不光采的事實，是為了那些「反叛者」與「喜愛理想的人」著想；他們在未來的緊急情況中，一定會處在同樣的困境中。至於我自己，我並不抱怨。整體而言，我在生命中所受到的待遇比一般人好，所獲得的恩惠也超過我應該獲得的。我不會抱怨。
要不是美國把我逼入貧窮的境地，我也許就不會基於理想而大膽地寫出這本書。在「命運」最後推了一把時（我已快 70 歲了），我們全都會很容易犧牲真理，以求得同伴們對我們的親切賞識，並平靜地走完人生旅程。由於我是法國人所說的那隻「不良的動物，牠在受到攻擊時會設法自衛」，所以我終於轉身吠叫；我希望自己沒有惡意，但也希望沒有恐懼，因此不可能妥協。我總是為「真理的聖靈而戰」，並且像海涅所說的，是「人類解放戰鬥」中的一名勇敢的戰士：現在我就再作戰一次，是最美好也是最後的一次。
英國文學有兩種主要的傳統：一種是代表完全的自由，是喬塞與莎士比亞的傳統，直言無諱，喜歡挑逗性的細節，以及機智的猥褻用語，是男人的言辭；另一種則是越來越受到清教徒主義所「閹割」，並且在法國革命以後，演變成最馴服的循規蹈矩，因為革命的風潮造成不識字的中產階級掌權，形成女孩讀者主控的局面。在維多利亞女王統治下，英國的散文簡直淪入半童稚狀態中，就像〈小瑪麗〉的故事所顯示的；或者充其量變得很褊狹，就像任何人都可能看出來的──只要他將狄更斯、莎克萊和里德（註 4）的影響力，和巴爾扎克、佛羅貝爾與左拉的影響力加以比較。
在一位地方官吏的一聲命令下，諸如《滑稽故事》與《酒店》等外國傑作，就被視為猥褻作品，毀於倫敦之中；甚至聖經與莎士比亞也遭刪減，所有的書籍都裝扮成英國主日學校的一派正經模樣。美國人表現出不得體的謙卑，因此可恥、愚蠢的先例更加惡化了。
我一生之中都在反叛這種老處女似的舉止規範，並且我的反叛也隨著年紀的增加而與日增強。
在《莎士比亞與他的悲劇生活教事》的前言中，我努力要指出一點：那種已經從我們的道德中消失的清教徒主義，其實已經滲透進我們的語言中，削弱英國人的思想，因此英國人的語言變得很貧瘠。
我終於要回到古老的英國傳統。我決定要說出我在這個世界的朝聖之行的有關事實，說出整個事實，只說出事實，說出有關我自己和其他人的事實。我要努力至少對別人表現得很仁慈，就像對我自己表現得很仁慈。
蕭伯納很明確地告訴我說，沒有人足夠好或足夠壞，可以赤裸裸地說出有關自己的事實，但是，我在這方面是超越好壞的。
法國文學可以提供我們暗示與啟發；法國文學在討論「性」問題方面是最自由的。主要由於它經常專注於與熱情的欲望有關的一切，所以已經成為各個種族的世界文學了。
「女人與愛，」愛德前蒙‧德‧龔古爾（註 5）在日記中寫道，「總是成為談話的話題──只要知識份子在社交的場合聚集在一起，又吃又喝。吃飯時，我們的談話最初都很淫猥，托古尼夫傾聽著，張著嘴，很是驚奇，像是一個只會以很自然的方式做愛的野蠻人。」
只要一個人仔細閱讀這一段文字，都會了解我所想使用的那種自由。但是，我甚至不會受到法國傳統所束縛。就像在繪畫中，我們對於中國人和日本人所作所為的了解，改變了我們的整個藝術概念，同樣的，印度人與緬甸人也擴大了我們對於愛的藝術的了解。我記得曾跟羅丹參觀大英博物館，很驚奇於他花很多時間觀賞南海島民的小小偶像與人像：「其中有些很微不足道，」他說，「但是看看那個吧，還有那個，還有那個──是任何人都可能引以為傲的純粹傑作──可愛的東西！」
藝術已經與人類共同擴展；我與所謂野蠻人之間的一些經驗，也許甚至會讓大部份有教養的歐洲人感興趣。
我想說出生命所教給我的事情；如果我以愛的入門為開始，那是因為我在英國和美國成長；我不會停頓在那兒。
當然，我知道，出版這樣一本書後，我的敵人會立刻藉此證明他們對我的最惡毒攻擊是正確的。到現在有 40 年之久，我都在擁護幾乎所有不受歡迎的正義，因此樹立了很多敵人；現在，他們將能夠滿足他們的惡意心理，同時又自認有先見之明。這本書一定會讓「自認清高的人」以及各庸俗之徒感到嫌惡，因為他們一直對我不友善。有很多真誠地喜愛文學的人，他們願意接受一般法國作家所使用的這種自由，但是，我確知他們會譴責我超越了這種限制。然而，為何我要在這最後一本作品中使用完全的自由呢？我有很多的理由。
首先，我在早期時犯了可怕的錯誤，也看到其他年輕人由於純然的無知而犯了更嚴重的錯誤。我要警告年輕又不穩重的人去避開生命海洋的淺灘與暗礁，並且在航程一開始、危險最大的時候就畫出「沒有一定路徑的水域圖」。
另一方面，我錯過了一些難以描述的歡樂：享受以及提供快樂的力量在生命的早期最為強烈，而要了解如何提供快樂以及如何接受快樂，卻又要等到生命很晚期的時候，但此時官能已在衰退之中。
我慣常以一種有趣的明喻來證明我們現今教育年輕人的制度是很荒謬的。「在訓練我射擊時，」我說，「我塵世的父親給了我一支單管槍；當他看到我已經學會了機械結構，並能夠信賴我時，他就給了我一支雙管槍。經過幾年後，我擁有了一支連發槍，如果必要的話，可以連續射擊6 次，我的效率隨著我的知識而增加。
「另一方面而言，我的造物主，或者天上之父，在我才 13、4歲，完全沒有經驗時，就給了我一隻性的連發槍；我一學會了使用它、享用它時，他就從我身上把它拿走，換了一隻雙管槍：過了幾年，他把那支槍取走，給了我一支單管槍，我一生大部份的時間都被迫滿足於這支槍。
「生命快結束時，這隻很舊的單管槍開始顯示出耗損與老化的跡象；有時，它會太快發射，有時則射不出來，讓我很沒有面子，無論我怎麼努力都沒有用。」
我要教年輕人如何使用他們的性的連發槍，以便讓它可能持續很多年，還有，當他們擁有雙管槍時，如何好好照顧，讓這件很好的武器能夠忠實地為他們服務，一直到 50 幾歲，而單管槍一直到 70 歲都還能提供他們歡樂。
尤有進者，我不僅想要以這種方式增加世界上的快樂，減少人類的痛苦與無能，並且我也希望立下一個榜樣，鼓勵其他作家繼續去做我確知是有益又有趣的那種工作。
W‧L‧喬治（註 6）在《一位小說家論小說》一書中寫道：「如果一個小說家以均勻的方式詳述自己的角色，那麼，300 頁的小說可能擴展為 500 頁，所增加的兩百頁將完全是角色的性生活。臥房中的場景會跟客廳中的場景一樣多，也許更多，因為有更多的時間在睡覺的地方度過。所增加的兩百頁將描述角色在性方面的所做作為，他們一定會變得很生動……目前，他們時常無法顯得很有生命力，因為他們在六個面向中只發展了五個面向……我們的文學角色偏向一邊，因為雖然他們的平常特性被充分地描述出來，然而他們的性生活都被遮蔽、貶低或忽略……，因此，現代小說中的角色全都是虛假的。他們患了巨頭症，被閹割了。英國女人在性方面談了很多……這對於英國小說而言是一種無情的情勢。小說家可能討論任何事情，但就是不討論生命的要務……我們被迫去大肆描述謀殺、偷竊、縱火，而每個人都知道，這些在寫作中都是十分道德意味的事情。」
雪是純潔的──除非混合以泥濘──
但是永遠沒有火一半的純潔。 關於為何應該大膽說出真理，其實還有比我已經提出的理由更偉大的理由。莎士比亞所謂的「上帝的間諜」，已經獲知事物的神秘，該是我們聽聽他們的忠告的時候了，因為一般的政治嚮導已經把人類引向災禍：盲人領導著盲人！
就像卡萊爾（Carlyle）所預言的，就像每個有靈視的人所想必預見的，我們已經跳進尼加拉瀑布；現在，我們像浮木一樣在淤渦中飄來飄去，無能為力，不知道要到哪裡去，也不知道為什麼。
有一件事是很確定的：我們活該遭受所陷入的痛苦中。這個世界的律則是無法改變的，也不會欺騙我們，我們在何地、何時以及如何誤入歧途呢？病態的程度跟文明的程度一樣廣泛；很幸運的是，文明只限於探究「何時」。
註 1：〈謊言〉一詩開頭的幾行。
註 2：亞歷山大‧M‧道克利（1845─1926），密蘇里州的第 26 任州長，在職期間 1901─05；1930 年為第三任郵政副總長。
註 3： A‧S‧布雷斯頓（1863─1987），郵政總長。
註 4：查爾斯‧里德（1814─84），《修道院與家庭》一書的作者；我在第二卷中會繼續討論他。
註 5：（1822─1896），法國小說家與批評家；他的地產為「龔古爾獎」提供了基金。
註 6：（1882─1926），英國小說家，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在法國陸軍服役。他寫了《一床玫瑰》（1911）和《光的城市》（1912），以及其他小說。《一位小說家論小說》於 1918 年出版於倫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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