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徽音與梁思成(BC0121)──一對探索中國建築的伴侶
Liang and Lin : Partners in Exploring China

類別： 文學史
叢書系列：歷史與現場
作者：費慰梅
       Wilma Fairbank
譯者：成寒
出版社：時報文化
出版日期：2000年06月19日
定價：199 元
售價：157 元(約79折)
開本：25開／平裝／360頁
ISBN：95713315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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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代序

笑靨如花，任它嬌枝凋零

如果我們從遠處俯視 20 世紀中國歷史，便不難發現，這是一個驚人虛擲的世紀：虛擲了機會，虛擲了資源，也虛擲了生命。外敵侵占的苦痛，更加上國內政治的惡化，怎麼可能產生有序的國家建設？前有實業家貪婪玩法，後有極端的國家極權，便把大多數人推入貧窮的深淵，試問平衡經濟又將如何發展？經常動盪不安的社會，同時也是文字審查制度橫行、卻又最無想像力的社會，個人的創造力、智識的探索，又怎麼可能廣泛流行？梁思成與林徽音的故事，從一開始似乎就印證了上述的悲觀省思。千重萬疊的社會浪費，打亂並吞噬了他們的生命，一次又一次，這個世界就是不留給他們任何呼吸的空間。然而，在費慰梅筆下那些動人而親切的生活片斷裡，我們更加感受到，他倆情篤而緊張的婚姻生活中迸發的生命之光。我們彷彿聽見，他們高朋滿座的客廳裡，酒杯見底，笑聲連珠，浮沉著杯盤碰撞響。我們彷彿看見，他們細心研究恢復古建築典籍的本來面目，他們靈巧的手指駕馭那管筆穿梭於技術細節之間，中英文一樣典雅。我們還看到，已經消失的古建築終於在民族意識中重新獲得其應有的地位。我們也感受到，他們在漫長病疾苦痛中，從未放棄的幽默和剛毅。

林徽音和梁思成兩人都降生在 20 世紀和好奇探索者，因原配無出而討了兩房姨太太。林徽音就是大姨太太的獨生女，受過初期傳統與現代衝突、地位搖擺不定的中國。林徽音的父親是一位才華洋溢的政治夢想家非正規但良好的教育。 1920 年，林父任中國國際聯盟同志會駐英代表，便帶了 16 歲的徽音就任，除讓女兒給自己做個伴、兼女主人。但是當詩人徐志摩狂戀上她後，父親就把她帶回了中國，讓她再度與梁思成聚首。梁思成是梁啟超的兒子，徽音早已許配給他。

梁思成 1901 年出生在東京，當時他父親正受沒落滿清的追捕，被迫流亡日本。 1912 年滿清垮台後，梁啟超一家回到了中國。在民國初期的擺盪年代，梁啟超充分發揮了自己的智識才華和政治熱情。思成進入清華學堂，同時在國學方面又受到父親的嚴格教誨，梁啟超還要求他把威爾斯（H.G. Wells）的《世界史綱》（Outline of History）譯成中文。 1923 年發生了一件意外，思成騎著他那輛嶄新的哈雷－戴維遜（Harley Davidson）摩托車時不幸出了車禍，由於治療不當，思成的腿從此有點跛，必須穿上鋼架走動。徐志摩這時已經回了國，且成為一位頗有影響力的詩人，而徽音也正式和思成訂了婚，但仍和徐志摩恢復了過去的友誼。他們一起安排了克萊斯勒（Fritz Kreisler）在北京舉辦小提琴演奏會，為印度詩哲泰戈爾（Rabindranath Tagore）在中國的巡迴演講擔任翻譯。

在梁啟超的敦促下，徽音和思成雙雙來到賓州大學（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他們倆雖已訂婚，但在學位到手之前不准結婚。在 20 年代費城的布雜藝術（Beaux-Arts）學派的氛圍裡，思成念建築，徽音學美術，套句梁啟超說的話，他倆「修行」了一段時期，在情感上和身心上都歷經磨練。雖說不上修練到完美的地步，但確實加深了兩人的感情。 1928 年他倆終於在加拿大完婚，在修完碩士學位後回到了中國，成為新成立的瀋陽東北大學建築系最早上任的兩位教授。

1932 年，徽音和思成因日軍侵略瀋陽而被迫離開學校，返回北京。新婚不久的慰梅和正清在一次聚會中認識了他們，徽音已有了兩個孩子，一兒一女，並知道自己患了結核病。徐志摩一直是他們家的常客，不幸在墜機事件中喪生。梁啟超也因腎臟手術失敗，不幸去世。這時思成借重紫禁城老工匠的指引，開始投入中國古代建築典籍的研究。在這個紛亂、忙碌而又沸騰的時期，梁思成夫婦，偶或在費正清夫婦的陪伴下，開始對中國現存最早期的建築進行一連串的實地考察。他們最大的成就是，確認、測量、繪製並拍攝了山西五台山裡一座建於西元 857 年的木結構寺廟－－佛光寺。但，這僅是《圖像中國建築史》（A Pictorial History of Chinese Architecture）裡的眾多驚人發現之一。這本書寫作的過程歷經了許多年，其中又停頓無數次，終於經費慰梅親手將已散佚的圖文編成完整的一本書。

儘管在 1930 年代後期，費梁兩家在命運的擺布下，天各一方，但思成和徽音、慰梅和正清的友誼仍藉書信維繫不斷。費慰梅記憶中最可貴的是徽音的聲音。我們諦聽到徽音的呻吟、操勞、新的痛苦，以及 1937 年日本全面入侵中國導致的顛沛流離，梁氏夫婦先飛到長沙，輾轉又到西南昆明、重慶。對徽音而言，這不但是一個世界的崩潰與驚駭，更是那種「空寂的小廟旁，嬌枝嫩葉在凋零，靠著浪漫的自信依稀去跨越那朦朧的橋身」，在肺病的劇烈咳嗽，和寒夜陋室裡的顫悸中，徽音依然能寫下「太陽從那奇詭的方位帶來靜穆而優美的快感」的句子。

戰爭的最後一年，這兩對夫婦曾經在重慶短暫相逢，但從此就再也沒有團聚過。國共戰爭、韓戰、冷戰一連串發生，接著是死亡（ 1955 年徽音、 1972 年思成、 1991 年正清）為他們的今生之緣畫上了句號。然而，梁思成與林徽音仍繼續不斷嘗試為他們所追求、所熱愛的建築盡一切的努力－－保存北京的綠化，防止北京遭受工業化的侵害，將城牆和城門改造為公園，讓子子孫孫得以享受這一奇蹟。然而他們失敗了，他們被批鬥、被折磨、被羞辱，而在死後，當一切都已為時太晚時，他們又受到讚揚，受到認可。

我們記得的當然是我們想記得的，而不是只要發生了就會記得住。如果願意的話，我們可以把那些過往全擱在心裡頭。那是梁思成在文化大革命中噩夢般的情景：他的脖子上掛塊黑板，坦承「叛國」，木然面對周遭的譏笑，臉龐籠罩著一層「無盡的羞辱」。但我要感謝費慰梅，對我來說，那些情景都被另一幅畫面所取代：我看到小思成在日本海邊偷潛下水，伸出小手想去揪自以為是的康有為的鬍鬚，以及思成那些嚴謹、優美的圖畫和書法。我還看到，不是在 1955 年寒冽的北京死於肺結核，來不及看到最後一堵龐大的古城牆轟然倒塌的徽音；而是在 1932 年北京舊家，孩子和友朋的笑鬧聲在客廳裡迴響著，徽音燦笑如花，書桌上放著未竟的詩稿，腦海裡卻跳動著在未來幾個月中去考察未知的古老廟宇的計畫。我還看到，思成和徽音一塊兒乘火車、坐卡車，甚至搭驢車碾過人跡罕至的泥濘小徑，直到爬上了中國歷史的樑架之間，指尖沿精巧的木工細紋撫摩而過，讚嘆那已經永遠失落了的藝術內涵與精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