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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摘 6
起初醫院的外科醫生告訴家裡，思成不需要動手術，因為骨頭沒有斷。這個診斷是錯的，耽誤了正確的治療。其實他是股骨複合性骨折，至五月底，思成已經動了三次手術。父親在一封給大姊思順的信上以充滿希望的口吻說，腿已經完全接合，思成將可以「和正常人一樣走路。」可實情並非如此，從那時起，左腿顯然比右腿短一大截，這輩子他都要跛著腳走路，且由於脊椎受傷，一直要穿著協和醫院特製的金鋼馬甲。對一個工作上需要經常在農村裡長時間徒步、攀爬和檢查屋頂和桁架的人來說，這種殘疾實令人難忍。
父親要他活潑好動的大兒子，好好利用這段消極的日子。出事後約兩個星期左右，思成開始研讀中國古代典籍，從《論語》和《孟子》著手。「在這兩個月裡，你應當能夠讀通，甚至背誦那些修身養性的段落，然後讀《左傳》和《戰國策》的全文，以增長智慧和改進文體風格。若還有時間的話，可以讀點《荀子》。」
這些經典是過去八百年來科舉貢生的必讀課。這時候，改革派領袖梁啟超顯然回到了他的新儒學立場，認定背誦經典對清華大學那些單調的課程有所補充。
思成的母親對那個撞傷了她兩個兒子又逃逸的官員特別生氣。她向共和國總統告狀，要求處分該官員。最後判定是司機的錯。梁母不肯罷休，直到總統替他的屬下道歉為止。
梁母同時還有別的擔心。那年夏天特別熱，而病人躺在床上繃帶一直纏到腰間。他美麗的徽音，因車禍的消息而憔悴，每天到醫院裡來看他。可她沒有女孩子家的那種矜持，徽音每天下午都坐在他床邊，熱心地和他說說話，開玩笑或安慰他。年輕一代的這種行徑，梁母感到震驚。在這緊急時刻，梁啟超把思成的情況隨時以口述的方式，請徽音記錄下來寄給大姊，因而博得未來親家公的好評。後來我們才知道，大姊對迎娶這位現代姑娘入家門也曾有些意見。
思成直到 7 月 31 日才出院，那時候父親已經和醫生商量好，夏天到美國留學的計畫必須延遲一年。「如果你的身體還沒有完全復原，」父親寫信給他說：「你可能在旅途中遇到麻煩，不值得冒這個險。人生的旅途相當長，一年或者一個月算不了什麼。你的一生太平順了，小小的挫折可能是你磨練性格的好機會。而且就學業來說，你在中國多準備一年也沒有任何損失。」（引自梁啟超《年譜》 1923 年 6 月 26 日）
思成離華赴美的時間延到了 1924 年夏天。在這段期間裡，徽音一方面完成她在北京的學業，一方面繼續她的寫作，同時準備和撕成一起到賓州大學建築系念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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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志摩以一封感人肺腑的長信，回答了梁啟超責罵他和妻子離婚的警告信，「我將於茫茫人海中訪我唯一靈魂之伴侶，得之，我幸；不得，我命，如此而已。」信中，徽音的名字一字也沒提。
梁啟超顯然以為這問題不再威脅他的家庭。 1923 年夏天，梁啟超在南開大學授課，邀請徐志摩過去教兩個星期，課程為近代英國文學。徐志摩寫詩用的是新白話文，許多篇都輯印成書。 1923 年秋天，徐志摩呼親朋引詩友到杭州欣賞西湖美景。他的聲譽和影響力日增。 1924 年他接受了北京大學的教席聘書。
梁啟超和林長民是北京「講學社」的策劃人，這個社曾經主辦了羅素等人來華訪問，把外國著名思想家的觀點介紹給中國人。徐志摩很早就想邀請印度著名詩哲泰戈爾（Radindranath Tagore），這一天總算來到。 1924 年 4 月 12 日，泰戈爾一行抵上海，徐志摩親自到碼頭上迎接，在華七個星期行程中，由他全程作陪並兼翻譯。兩位詩人一見如故。他們在杭州西湖的一條小船，看夜俯下身來，掉落一顆顆星子，一片湖水，船去了，留下月光與星河。兩人吟詩、論詩直到天明。 4 月 23 日泰戈爾抵達北京，受到梁啟超、林長民、胡適等許多知識界名流的熱烈歡迎。
泰戈爾認為他的這趟訪華，象徵著印度和中國兩大古老宗教的聯繫。他來中國的目的，是為了加強中、印兩大國在亞洲精神上的團結一致，在他看來，這種精神和西方務實主義結合起來，將成為新的世界文明基礎。泰戈爾在北京的演講，吸引了數以千計的學生和知識份子。許多人是慕諾貝爾文學獎得主之名而來；而徐志摩的翻譯、天才詩人的吸引力無疑也是一個因素。徐志摩請徽音在泰戈爾在北京期間一起擔任翻譯。當泰戈爾在歡迎和好奇的人群中轉來轉去時，兩人也隨伴在側。與泰戈爾同行，他們也成了公眾人物。泰戈爾的訪問營造了一股浪漫氣氛籠罩著他們。這對出色的年輕男女伴著一個高個子、白髮蒼蒼的哲人，有人這樣形容：「林小姐人豔如花，和老詩人挾臂而行，加上長袍白面，郊荒島瘦的徐志摩，猶如蒼松竹梅的一幅三友圖。」林徽音是「梅」，徐志摩是「竹」，留著長髯、穿著長袍的泰戈爾是「松」。一時傳為京城美談。
泰戈爾訪問北京的高潮是 5 月 8 日，為他 63 歲生日舉辦的壽宴，由徐志摩新近創立的新月社主辦，而這個社又以泰戈爾的散文詩《新月集》（Cresent Moon）命名。四百位北京名流出席了宴會。在演說和贈禮結束之後，演出泰戈爾以英文寫的短劇《齊特拉》（Chitra）以祝興。在劇中，徽音飾演公主齊特拉，徐志摩演愛神瑪達那，林長民演春神代森塔。
第二天早晨，泰戈爾發表了他一系列七篇講稿中的第一篇。部分台下的年輕聽眾發出尖銳的批評。次日他的第二次演講，顯然遭到有心人士的攻擊。台下聽眾散發的傳單把泰戈爾說成一個為精神至上主義辯護、對中國目前的困境無動於衷的反動派，泰戈爾知道了非常憤怒。
自 1923 年開始，由少數共黨份子所領導的中國左派發起了一場積極反對基督教傳教士的「文化帝國主義」運動。對這些辯證唯物主義者來說，泰戈爾簡直是獅穴中的一塊肥肉。他宣布下一次演講是最後一次，其餘的將取消。大約有兩千人湧進來聽這最後一講。徐志摩和胡適當場為詩人作辯解，但泰戈爾卻說他已身心俱疲，想到西山休養，這樣度過了他在中國的最後一周。
5 月 25 日，泰戈爾離華的日子，是個感人的告別日。詩人可能因避開了那些激進份子而鬆了一口氣，但在華期間，年輕可愛的徽音一直不離左右，現在要分開了，他覺得依依不捨，特別為她作了一首詩： 天空的蔚藍，
愛上了大地的碧綠，
他們之間的微風嘆了聲「哎！」 對徐志摩和林徽音來說，這次離別有一種格外辛酸的滋味。徐志摩私下對泰戈爾說，他依然愛著徽音。那老詩人曾代為求情，卻沒有說動了她。然而，在最後的幾個星期裡，她和徐志摩共同度過了隨身照顧這位可敬可佩的印度哲人的時光。他們在眾目睽睽之下完成戲劇性和令人興奮的公眾使命，並意識到徐志摩的人和詩，在一夕之間為他贏來的聲望。
徽音下個月將與思成一起赴美留學，這一別就是四年。徐志摩慨嘆著：離別！怎麼的能叫人相信？我想著了就要發瘋。這麼多的絲，誰能割得斷？徐志摩陪著泰戈爾到了日本， 6 月 27回抵上海，沒想到又捲進了另一場情愛糾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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