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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摘 4
多年後聽徽音提起徐志摩，我注意到她對徐的回憶，總是離不開那些文學大家的名字，如雪萊（Shelley）、濟慈（Keats）、拜倫（Byron）、曼殊斐兒（Katherine Mansfield）、吳爾芙（Virginia Woolf）。我猜想，徐在對她的一片深情中，可能已不自覺地扮演了一個導師的角色，領她進入英國詩歌和英國戲劇的世界，新美感、新觀念、新感覺，同時也迷惑了他自己。我覺得徽音和志摩的關係，非情愛而是浪漫，更多的還是文學關係。
在我的印象裡，徽音是被徐志摩的性格、熱忱和他對自己的狂戀所迷惑，然而她只有 16 歲，並不是像有些人想像的那樣世故。她不過是父親身邊的一個女學生而已。徐志摩的熱烈追求並沒有引起這個未經世事女孩子的對等反應。他的出現只是她生活裡的一個奇遇，不致於讓她背棄家裡為她已經選好的婚姻。
透過林長民，徐志摩認識了英國文學家和中國迷狄更生（Goldsworthy owes Dickinson, 1861-1932）。他對徐志摩很有好感， 1921 年安排徐志摩進入劍橋大學王家學院（King’s College），給他一個特別生的資格，隨意選科聽講。狄更生既熟悉劍橋大學又深諳英國古往今來的文豪，為徐志摩敞開了新的領域。他過去努力研究的經濟學和政治學，而今已讓位給詩詞研究和寫作，直至生命終了。他的文學氣質終於有了宣洩的窗口，而他的感情和才氣將一古腦傾瀉而出。
新月派詩人徐志摩信仰「愛、自由與美」，他以為離開妻子，然後離婚，他就自由了。在徽音身上他找到了夢寐以求的東西，幻想著，與她廝守終生就能達到創作的巔峰。相較之下，他對妻子和孩子的義務就輕如鴻毛了。
當他知道在中國的父母將妻子送到英國來和他團聚時，他的反應如何可想而知。張幼儀在 1921 年春天抵英。他們搬進離劍橋六英里的鄉下叫沙士頓（Sawston）的地方，租了幾間小屋住下。每天一早他坐街車，有時騎自行車上學和上圖書館。他用當地一家雜貨舖當他的地址，在倫敦的徽音可以寄信來，他總是一收到就回。他的妻子待了一整個夏天，懷了孕。秋天他建議她墮胎，然後一個人去了倫敦，從那裡託人帶話來說他想離婚。張幼儀只好前往德國投奔弟弟，她的第二個小孩在那裡出生，但生下不久便夭折了。
可能就在這時候，徐志摩對徽音說他想離婚，並向她求婚。徽音愛慕他、景仰志摩，他打開了徽音的視界，喚起徽音的新感情和新嚮往，徽音當然也充滿了感激。至於婚姻呢？思成曾親口對我說，不管這段插曲造成了什麼困擾，但這些年徽音和她傷透了心的母親同住，使她一想起離婚就惱火。在這起離婚事件中，一個失去愛情的妻子被拋到一旁，而她自己卻要去頂替她的位置。徽音不能想像自己走進一種人生的關係，竟使她自然聯想到母親一樣的羞辱。
徽音的父親也景仰志摩，可是他們在倫敦住了一年多了，風波頻起，他覺得現在已是離去、帶著徽音回家的時候了。他們搭船穿越蘇伊士運河和印度洋漫漫的旅程，於 1921 年 10 月抵家。
兩個女人離去後， 1921 年秋徐志摩獨自回劍橋待了一整個學年。他說他頭一次把妻子安頓在這裡時，幾乎不認識劍橋。他寫道：「那時我才有機會接近真正的康橋生活，同時我也慢慢的『發現』了康橋。我不曾知道過更大的愉快。」（譯注：引自徐志摩＜我所知道的康橋＞）他的交遊圈子包括狄更生、福斯特（E.M. Forster）、H.G. 威爾斯、李查茲（I.A. Richards）、羅素、傅來義（Roger Fry）、魏雷（Arthur Waley），莫瑞（John Middleton Murry ）。有一次，莫瑞帶他去見妻子曼殊斐兒。徐志摩終於有機會一睹這位著名短篇小說家的風采，讓他激動不已。
這一年他特別高興的是可以孤獨，面對朋友，面對自然。「絕對的孤獨」，是他發現康橋的最大祕密。他的這種情感在顯然是他的第一批詩作中抒發而出。他還為劍橋大學寫了一篇深情的祝詞，一開頭：「是康橋打開了我的眼界，是康橋激起了我對知識的渴求，是康橋培育了我的『自我』意識。」古老的石頭房舍，靜靜的綠野，初青的麥田，迷眩了他的視覺。他的英語已熟極而流，閱讀濟慈、雪萊、拜倫、華滋華斯（Wordsworth）和斯萬伯恩（Swinburne）的浪漫詩篇，他讀得出了神。英國大詩人在他身上喚起的渴望、理想和浪漫的幻想，激發他中文寫作的靈感。他從青年時代熟讀中國古典詩詞，很少有中國青年學者能像他那樣把古典融入自己的詩。詩是他情感的自然抒發方式，而他那與生俱來的源泉，加上劍橋的激發汨汨流淌而出的詩句，影響中國未來的一個世紀。
徐志摩在劍橋度過逍遙自在的一年，之後束裝返國，於 1922 年 10 月 15 日抵達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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