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思成的一生受父親梁啟超的影響很大。父親的卓越、理想以及對兒子的關懷塑造了梁思成。兒子對父親盡孝道是每個中國孩子的基本美德，然而對梁思成而言，他還有特殊的理由－－他父親是梁啟超， 1898 年維新運動的領導人。 1895 年，日本打敗了中國，朝野皆驚；而 1898年初，帝國主義列強鯨吞豪奪，擴充勢力範圍，眼看中國就要被瓜分。就在那一年夏天，梁啟超加入老師康有為的陣營，支持年輕的光緒皇帝頒行新政，以「戊戌變法」救亡圖存。維新運動後因保守派政變而失敗，梁啟超便流亡日本。當時他還是一個 25 歲的廣東青年，一個早熟的學者和活動份子，以其擲地有聲的著作成為出類拔萃的精神領袖。
唯有儒家學者才能擔當起使中國思想現代化的重任，而這種改革只能從儒家內部開始。梁啟超在日本出版一系列的中文刊物，將西方學說介紹給革命世代的中國儒家學者。這使他具備了改革家的資格。
梁啟超不及 20 歲時就與貴州女子李蕙仙結了婚，妻子比他大 4 歲。這樁婚姻是出於李蕙仙擔任學政的兄長所安排。他在舉人考試中慧眼識得梁啟超。至於李蕙仙本人，外界則所知不多，僅知她是個平凡的婦人家，她的腳當然是纏過的，她的思想也同樣受到束縛。儘管李蕙仙和一位以探索和開拓寬廣世界為己任的丈夫共同生活，她仍滿足於恪守自己的傳統。 1893 年她在廣東生下頭一胎孩子－－女兒思順。 5 年後她帶著孩子到日本，和流亡中的丈夫團聚。
世局動盪，但梁啟超在日本的生活可說是相當的平靜。女兒雖是掌上明珠，但眼前迫切需要的是一個能繼承香火的兒子。太太很快又懷孕了，生下盼望已久的男孩，可惜生下來不久就夭折。當時她已經三十來歲，只給這個家添了一個 6 歲的女兒。李蕙仙是個識大體的婦人，知道自己無法履行生子息、傳香火的責任，於是特地回貴州老家一趟，挑了個可以為夫家傳宗接代的小老婆，帶著這個二太太一起回日本。這個 16 、 7 歲的女孩，健康又活潑，可是不識字，也沒有纏過小腳，小小年紀就被主人買去，養在家裡當丫頭使喚。她相信這女孩應該能生養健康的孩子，又能明白她在梁家低賤的地位及侍候梁家人的義務。
然而，最後還是元配夫人生了一個男孩繼承香火。梁思成 1901 年 4 月 20 日在東京出生，他活了下來，並挑起身為長子的責任，這份責任，在未來數十年的艱苦歲月中他一直擔著不放。 3 年後，二太太也生了個兒子思永。男孩們是彼此的童年玩伴，青年時期的好友。長大以後，他們都成為著名的學者。
元配夫人生了二女兒思莊以後就不再生育了。二太太卻不斷懷孕，直到 1929 年梁啟超去世；不久，他的第九個兒子也在出生後夭折了。多年來，梁啟超創作力旺盛，著作深具影響力，可是他卻以 56 歲早逝。他一共育有 14 個孩子，每個長大以後都有用於社會，其中幾個更是成就斐然。
梁二太太又比元配夫人多活了許多年。終其一生，她是梁家的支柱，家人無論是生病或健康的時候都受到她的照顧，而孩子們也以尊敬和愛戴來回報她。她來到這個學者家庭時還是個文盲，一直等到第一個孩子上了學，她也跟著一起學習。她學會了讀書，而且讀得琅琅有聲，表情豐富。她不僅擅長護理和料理家務，而且學會了游泳、溜冰、滾鐵環、編織、鉤毛線、打橋牌和麻將，還學會了針灸。
對梁啟超來說， 1898 年至 1912 年流亡日本的歲月可說是多采多姿。他繼續寫作、編書及發表政治見解；他學會日文，能閱讀西方書籍的日文譯本。他四處旅行，到過夏威夷、新加坡、澳洲、加拿大及美國訪問華僑。在思成的記憶裡，那些年是一個和樂家庭的日常生活寫照，每天和兄弟姊妹、堂兄弟姊妹一塊兒玩耍，照顧他們起居的是日本僕人，而他們上的是華僑學校。從 1964 年他為日本一家刊物寫的文章片段，可以看出當時的情景：
我自橫濱（Yokohama）時期開始曉事。父親當時在編一份知識份子刊物《新民眾報》，印刷廠的二樓就是我們的家。我每天到華僑辦的大同學校附屬幼稚園去，教師全是日本女人，她們都很慈祥溫柔，像媽媽和姊姊一樣。日本地震多。每次地震發生的時候，日本阿姨就抱我下樓，因為母親是纏過腳的，下樓不太方便。
差不多在我 6 歲那年，我們搬到了須磨（Suma），住的是一棟華僑擁有的別墅，有座大花園，連著一片直往海濱的松林。父親稱這地方「雙濤園」，因為聽得見海濤聲和松林間的風聲迴盪。
堂哥堂姊們和我一塊兒從家裡步行到通往神戶（Kobe）的火車站，搭車到神戶同文學校上課。火車查票員待我們很和善，即使一天沒去上學，他們也會擔心，第二天一定要問我們發生了什麼事。
暑假來臨，一家人到海邊度假。由一位退休海軍軍官教孩子們潛泳。有一年夏天父親的老師康有為來訪，卻引起孩子們的不快。因為康老師總是扯著大嗓門和父親辯論，吵得很激烈。孩子們於是在海邊圖謀報復，故意偷潛泳下水，伸出小手想去揪下自以為是的康有為的鬍鬚。
1911 年，推翻滿清政權的革命成功，梁啟超結束流亡生涯，次年帶著家人回到中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