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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讀
雜燴「族群」
◎文／王道還
本書是有關「族群」的大雜燴，也是它的魅力所在。作者似乎提醒我們：所謂族群問題只是表象，不可一概而論；每個特定的族群現象，都有獨特的形成脈絡，必須抽絲剝繭，才會露出底蘊。可是「族群」是現代史上的重要動力，不容抹殺，本書的教訓似乎是：我們必須另闢蹊徑，才能了解族群。果真如此，筆者認為我們不妨回顧族群研究的大歷史，或可有所領悟。
古典人類學的退卻
西方自十八世紀興起的人類學（anthropology），按字面的意義，是研究「人類」的學問（the science of man）。不過「人類」會成為研究的對象，卻是因為西方人在地理大發現之後，累積了一大堆駁雜多元的人類資料--人類不僅膚色、髮質不同，語言、宗教、風俗、社會組織等亦大異其趣。簡言之，人類學一開始就是研究「族群」的學問。
十八世紀也是「自然史」逐漸成形的時代。過去幾個世紀中，地質學的研究已經揭露了地層就是地球歷史的事實，加上化石的生物意義逐漸確立，學者終於覺悟地層中的生物相演替其實就是生命史。於是傳統的Natural History，意義逐漸從「自然描述／研究」轉變成「自然史」。時間成為解釋自然現象不可或缺的維度。
生物演化的概念是自然史研究的結論。法國學者布丰（Buffon, 1707-88）是第一位綜論自然史的大師，他的《自然史》自地球形成開始講起，預定五○卷，頭十五卷出版于一七四九至六七年，到他過世時全書仍未完成（合計出了三十六卷，另外八卷他死後由人捉刀出版）。一八○○年正式提出生物演變論的學者拉馬克（Lamarck, 1744-1829），就是他的學生。
從思想史來說，西方人類學的發展其實是兩個思潮的產物，一方面是源自文藝復興時代的人文主義，所以人類才會成為俗世研究的對象；另一方面，自然史提供了方便的解釋架構，以歷史、氣候、風土解釋族群差異。人類學成了人類自然史。
難怪十九世紀的人類學以生物演變論為基礎了。當時人類學的重點有二。一是描述人類的「自然」根源，以及蛻變的過程與動力。今天的體質／生物／演化人類學仍在探討這個問題。另一個重點，是說明人類社群間的歧異現象。大體而言，二十世紀初學院派人類學成立之前，這兩個重點是同一個自然史架構中的有機成份。十九世紀的歷史／演化「學派」，把人類社會依物質文化的高下排出「發展順序」，向前追溯到人／猿分化之際。整個地球是個人類學博物館，不同的人類社群，都是人類自然史的標本。在這個觀點中，文明開化事實上是人類演化／演化史的最後一章。
但是人類學在學院中占領了陣地後，上述的兩個重點反而給拆開了。文化人類學家秉持人文主義的初衷，不願再和自然史有任何瓜葛。他們反對生物決定論，斷然宣布「文化是一超機體」（super-organism）。
按照這個觀點，人類文化自成一格，不受自然／生物邏輯的支配。人的自然史無法幫助理解文化。時間之流進入文化人類學的領域中，似乎就停頓了，不再是組織資料的架構。文化歧異似乎只是個空間經驗，不具時間深度。對於文化人類學家，文化歧異一方面是道德教材，所以強調每個文化自成一邏輯／意義體系，無高／下之分；另一方面又是「文化科學」的經驗資料（empirical data）。於是文化歧異就不再是需要解釋的現象，而是「資料庫」，用以抽繹文化／心理的「深層結構」。文化人類學家拋棄了「族群」科學，創立了「文化科學」。
傳統的人類自然史雖然失去了最後一章，就人類變成「文化動物」的過程而言，仍自成一完整的史詩。達爾文的古典論述一直都是人類自然史的敘事原型。話說當年，人／猿未判，以樹為家。一群人猿為了某些理由從樹上下地活動、生活，演化出直立姿態，成了猿人。他們就是人類的始祖。直立姿態的行為後果，是雙手解放。雙手萬能，物質文化由是發生。手腦並用，相互刺激，大腦也發達了。發達了的大腦又回過來刺激物質文化的進步。日月如梭、光陰似箭，「智人」出現，主宰萬物。最後，發明農業、創造國家、文明演進、聲光電化、登月奔日、深入太空。
不過學者在過去五十年間累積的資料，已經把這個十九世紀的自然史敘事架構給壓垮了。簡言之，直立行走、雙手解放、大腦、文化之間的演化／邏輯關聯全打斷了。人類自然史成了斷爛朝報！
至此，古典人類學似乎已經全面崩盤。結果是一門以研究族群起家的學問，卻無法對當前所謂的族群問題提出有意義的觀點。
象徵物種（The symbolic species）
以社會學之父涂爾幹（Durkheim, 1858-1917）的觀點來說，族群本就不是「社會事實」。他強調社會學研究的對象要是可以化約成個人心理學的話，社會學就沒有獨立存在的必要了。「族群」也一樣，我們常識中的族群問題（意識）都可以化約成其他的因素或過程（例如政經利益不均），似乎不可能成立一門融貫的「族群學」。本書不得不成為大雜燴，事出有因--本書發人深省之處正在這裡。
但是涂爾幹的觀點並不能解釋為何族群仍是重要的動員符號，以族群為名的暴行在世上許多地區仍然持續進行，而學院中族群研究又似乎火紅得很。
筆者認為了解人類族群現象還是得回到自然史。族群就是以獨占特定資源為手段，以生殖為目的的群體。打著行為生態學、社會生物學等旗號的演化生物學家，研究其他的動物早已累積了許多研究成績與睿見。但是文化人類學家捻出的「文化－超機體」概念也不是無的放矢，只不過我們得從人類認知模式的特性下手。
所有研究人類自然史的學者，都注意到人類的大腦在靈長類中特別凸出的事實。例如人類與黑猩猩在五百至七百萬年前仍有共祖，而現代人的腦容量，平均是黑猩猩的三到四倍。但是人類大腦的特異處，其實是在「發展」的層次上，因為人類新生兒的大腦，與黑猩猩嬰兒幾乎沒什麼差異。人類的大腦是在人文環境中發育的。
人類嬰兒到了兩歲的時候，大腦的尺寸已發育到接近成人的程度，同時開始說話，並學習文法規則。從此語言成為人類最主要的認知模式。
人類以語言為媒介的象徵（symbolic）認知模式，是塑造族群的主要「超機」（super-organic）力量。一方面，共同的生活經驗成為族群凝聚的最低要求，因為沒有共同的生活經驗，就沒有共享的象徵世界，就沒有共同的語言。另一方面，「親屬選擇」（kin selection；或者儒家的「親親」理想）不是唯一凝聚族群的力量，因為我們可以憑「想像」創造親屬關係。難怪我們無法找到一貫的客觀族群定義，可是在現實世界中族群仍是重要的動員符號。
以人類認知模式的特性做為理解族群現象的起點，還能讓我們反省許多流行族群論述的論點。例如人類的象徵認知模式似乎必須在規模較大的社群中才能產生「有價值的」產物。人類的舊石器時代早期長達兩百多萬年，舉步維艱，步履蹣跚，反映的是維持日常互動的社群規模。即使是至少在四萬年前就已出現的智人（Homo sapiens sapiens），社群規模仍然是決定物質文化水平的因素。至於文明必須聚合大量人口才可能創制的歷史事實，就不用說了。連今日我們脫口就能振振有辭的所謂普世價值，其實都有發展的歷史。
自然史的底線是：族群是以獨占特定資源為手段，以生殖為目的的群體。不同的人類族群可以視為人類認知模式的不同實驗。過去的文明史是犧牲人文「多樣性」的過程。今後的文明史可能轉向嗎？
◎（作者任職於中研院史語所人類學組生物人類學實驗室）
參考資料：
一、《槍炮、病菌與鋼鐵》，時報文化出版公司，1998年。
二、The Symbolic Species, by Terrence Deacon, 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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