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文茜的虛擬人生(PE0303)

類別： 社會‧文化‧傳記>人物傳記
叢書系列：People
作者：陳文茜
出版社：時報文化
出版日期：2000年08月09日
定價：230 元
售價：182 元(約79折)
開本：25開／平裝／272頁
ISBN：95713319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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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書摘 4

20 世紀最後的五四

最後的那一天，徐志摩
在春風不再回來的那一年，
在枯枝不再青條的那一天，
那時間天空再沒有光照，只黑濛濛地妖氛瀰漫著：
太陽，月亮，星光死去了的空間。
在一切標準推翻的那一天，在一切價值重估的那時間，
暴露在最後審判的威靈中，一切的虛偽與虛榮與虛空：
赤裸的靈魂們 匍匐在主的跟前——
我愛，那時間你我不必再張皇，更不須聲訴，辨冤，再不必隱藏，
你我的心，像一朵雪白的並蒂蓮，在愛的青梗上秀挺、歡欣、鮮豔—
在主的跟前，愛是唯一的容光。

寫詩的是徐志摩，年代正好是 81 年前他和陸小曼的戀情不容於世之時。81 年後，徐志摩五四時期寫成的詩，竟也成了那個革命年代，最令人懷念的記載。

「五四」已經過了 81 週年了。「五四」無疑是內容最豐富的中國歷史名稱之一，雖然歷史事件的發展與「五」「四」這兩個數字的關係，僅僅是巧合，人們還是習慣用這個系統來幫我們記憶和「五四」相關的許多事件。

五四運動的過程中，固然存在著一些本來可能結盟、最後卻相繼為敵的勢力，自由主義運動最終也荒謬地分裂成不同意識形態的民族主義，但「五四」確曾使中國進入一個嶄新的年代。「五四」時走在街上示威抗議的學生，明白顯示那個年代一些重大的問題即將獲得改變，雖然後來的改變並不是示威學生們所預期的，不過他們在五四運動中對傳統的挑戰，以及夢想的試驗，在記憶中，最後都歸諸「五四」這個名詞，而成為中國近代史中最浪漫的符號。

曾經有人希望把「五四」說得更精確些，「五四」基本上是自由主義者實踐的一個理念，但在那個年代，中國人哪懂什麼是真正的自由主義？老祖先們遺留下的漢族主義，從西方漂流過來的為貧窮反抗而崛起的共產主義，最後都匯集在「五四」的洪流中。

儘管「五四」打的是全盤西化的自由主義旗幟，但老祖宗的東西卻同時在這個旗幟下復辟，西方正在盛行的左派思想在這裡附著，因而使「五四」變成中國浪漫主義的最高象徵。從政治、社會、甚至到私人的愛情，在那個多變年代所發生的每一個重要事件，都與自由主義有直接或象徵性上的關連。從服裝到藝術風格的實踐，從奮力要完全融入西方的狂歡，以及群眾對過程中的經驗體會，都符合五四時代所瀰漫的開放氣息。那怕是現在人們愛看的「人間四月天」，當陸小曼輕聲喚著「摩摩」時，這字眼與徐志摩、陸小曼的戀情都是五四的產物。

不管歷史或政治，革命總是相當殘酷，「五四」也不例外。當時中國的知識分子從原來散漫地反抗昏庸的國家領導者、帝國主義，到社會階層的反壓迫，像民間「辦桌」的大雜燴鍋兒一樣，什麼都摻在裡頭，可是味道卻令人回味不已。

歷史上的運動所以完美，常常都跟運動崛起的過程，以及過程中的某些故事有關。說得更明確些，「五四」如果沒有徐志摩、陸小曼、胡適，很難成為「五四」；倒過來看，如果沒有了「五四」，徐志摩不會那麼浪漫迷人，胡適不會在中國傳統知識分子中享有那麼高的地位。

今天，在回顧五四週年裡，很重要的問題是，「五四」為何曾在中國歷史裡標誌了那麼一個浪漫鮮明的旗幟，卻又卻那麼快地隕落。我依稀記得一些當年研究文革的人們曾回憶，談到「五四」年代的知識分子，如陳獨秀等人，後來如何擁抱共產主義，之後又擁抱民族主義。在文革的時候他們被批鬥，自由主義的人們，只好殘酷地說，他們背叛了「五四」，最後「五四」也背叛了他們。

這句話的意思是，陳獨秀這群人在「五四」過程中，從原來的自由主義到最後無論是擁抱意識形態的共產主義，還是老祖宗的民族主義，他們對於「五四」所追求的開放精神而言，都是背叛者。他們利用了五四運動，攫取了五四運動所帶動中國社會的爆發能量，完成了他們所要的中國共產主義的革命，最後在這個革命運動中，建立了新的恐怖政權，而這個新的恐怖政權在取得權力後，回過頭來，又殺害了五四運動的這群人。他們從五四中崛起，最後也在五四所建立的新帝國中毀滅。

台灣現在談五四，人們還知道是什麼嗎？所幸有齣「人間四月天」的電視劇，至少讓人依稀記得在那個年代，有個叫徐志摩的人，留學歸國之時，拜託他的妻子用離婚儀式宣告他們的抵達。台灣多少還記得在那個年代，有幾個戴帽子的女人，如林徽音，連想唸個建築系，都因為是個女人而不可得，只能唸相近的美術系。等她學成返回中國時，她從髮飾、帽型、衣著、裙子反叛起，將當時傳統對女子的束縛全數擊潰。人們還記得陸小曼，出身豪門的女子，才氣縱橫，最後在鴉片煙霧的「墮落」中，結束了她的一生。

至於「五四」所談的自由主義，那種在封閉世界裡追求開放的態度，在現代就更難了。有人說，在台灣現在這樣的開放社會（open society）裡，「五四」自然沒有什麼價值，跟如今的北京大不相同。但事實上「五四」除了自由戀愛、開放外，還有像胡適、徐志摩這樣一群讀書人特別令人懷念。他們無論處理政治、還是自我的情感世界，總是充滿著優雅的感性傳統。
日前在清華大學的座談會上，沈君山前校長在上台講話時，還真對當時那群人間的私人愛情故事做了一番 research。

他找了梁思成和胡適的書信，敘述前人們如何處理愛情。其中，胡適與美國密友韋蓮司維持了 50 年的情誼，二人一開始是知識伴侶，但在情感的天秤裡該往哪兒發展，對胡適而言，是政治、也是社會的選擇。而後，胡適與韋蓮司論及婚姻時，在容忍遷就與獨行其事間，胡適選擇了容忍遷就。

胡先生當時引用康德的一段話：「無論是對自己還是對別人，都要將人道本身視為目的，而不僅僅是手段。」所以胡適說：「容忍比自由更重要」，他把它放在楬櫫自由主義的概念中，也把它放在自己的愛情選擇裡。胡適說，婚姻雖然已經自主，但一個人一生不免經歷過幾次痛苦的抉擇和悲歡離合。

沈君山還尋及林徽音與梁思成婚姻過程中外遇插曲的資料，金岳霖曾在林徽音與梁思成結婚時致贈「梁上君子，林下美人」一詩，不料竟成為這樁婚姻的第三者。梁思成在驚訝於林徽音的外遇告白中，勸告林徽音，或許金岳霖才是她人生真正的選擇。但當林徽音將梁思成的話轉告金岳霖時，金岳霖說梁思成才是真正愛妳的男人。

那些活在五四時代的浪漫主義者，他們不太切割自己的生命，胡適不會一方面在政治上談論自由主義，同時還在私人生活領域裡實踐一個不同的價值。徐志摩不願意在五四要求開放的氣氛中，容忍父母之命的傳統婚姻，不論他的妻子有多好。反觀現在，我不太瞭解是什麼樣的文化變遷過程，讓我身邊的這些讀書人可以這樣勇敢地切割自己的生命，在私人和公共的領域裡，每個人每天都在演不同的戲，扮演不同的角色。

英國女皇伊莉莎白一世在世時，開創了英國的文藝復興。她熱愛戲劇，莎士比亞是她那個年代最重要的產物，她讓泰晤士河畔每天做出色彩豐富的演出。在戲劇裡頭，即使演員們每天掛不同的面具，說著不同的腳本，總在追求那樣一個完整的角色。那怕是悲劇哈姆雷特裡，屬於性格中的衝突，主角們也不斷在自問：「我是什麼？」

但這種不斷追求「我是什麼」的態度，在現在的台灣卻不復存在。讀書人不問「我是什麼」，有權力的人也不問「我是什麼」，有時候忍不住真想請教他們，是不能問、還是不敢問？
還好有個「五四」，讓中國近代史留下一點浪漫的煙火；還好有「人間四月天」，在台灣紀念「五四」，而「五四」卻已變成一種圖騰、甚至空洞的符號時，有這麼一齣戲，紮紮實實地添加浪漫主義的內容，讓台灣這個看似開放、但已失去夢想的島嶼，還能夠用一種浪漫的角度，去回顧一個八十一年前老祖宗們所闖出來、轟轟烈烈的政治、社會與私人的愛情事件。（李瑞玉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