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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文茜的虛擬人生(PE0303)

類別: 社會‧文化‧傳記>人物傳記
叢書系列:People
作者:陳文茜
出版社:時報文化
出版日期:2000年08月09日
定價:230 元
售價:182 元(約79折)
開本:25開/平裝/272頁
ISBN:95713319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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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書摘 4

20 世紀最後的五四

最後的那一天,徐志摩
在春風不再回來的那一年,
在枯枝不再青條的那一天,
那時間天空再沒有光照,只黑濛濛地妖氛瀰漫著:
太陽,月亮,星光死去了的空間。
在一切標準推翻的那一天,在一切價值重估的那時間,
暴露在最後審判的威靈中,一切的虛偽與虛榮與虛空:
赤裸的靈魂們 匍匐在主的跟前——
我愛,那時間你我不必再張皇,更不須聲訴,辨冤,再不必隱藏,
你我的心,像一朵雪白的並蒂蓮,在愛的青梗上秀挺、歡欣、鮮豔—
在主的跟前,愛是唯一的容光。


寫詩的是徐志摩,年代正好是 81 年前他和陸小曼的戀情不容於世之時。81 年後,徐志摩五四時期寫成的詩,竟也成了那個革命年代,最令人懷念的記載。

「五四」已經過了 81 週年了。「五四」無疑是內容最豐富的中國歷史名稱之一,雖然歷史事件的發展與「五」「四」這兩個數字的關係,僅僅是巧合,人們還是習慣用這個系統來幫我們記憶和「五四」相關的許多事件。

五四運動的過程中,固然存在著一些本來可能結盟、最後卻相繼為敵的勢力,自由主義運動最終也荒謬地分裂成不同意識形態的民族主義,但「五四」確曾使中國進入一個嶄新的年代。「五四」時走在街上示威抗議的學生,明白顯示那個年代一些重大的問題即將獲得改變,雖然後來的改變並不是示威學生們所預期的,不過他們在五四運動中對傳統的挑戰,以及夢想的試驗,在記憶中,最後都歸諸「五四」這個名詞,而成為中國近代史中最浪漫的符號。

曾經有人希望把「五四」說得更精確些,「五四」基本上是自由主義者實踐的一個理念,但在那個年代,中國人哪懂什麼是真正的自由主義?老祖先們遺留下的漢族主義,從西方漂流過來的為貧窮反抗而崛起的共產主義,最後都匯集在「五四」的洪流中。

儘管「五四」打的是全盤西化的自由主義旗幟,但老祖宗的東西卻同時在這個旗幟下復辟,西方正在盛行的左派思想在這裡附著,因而使「五四」變成中國浪漫主義的最高象徵。從政治、社會、甚至到私人的愛情,在那個多變年代所發生的每一個重要事件,都與自由主義有直接或象徵性上的關連。從服裝到藝術風格的實踐,從奮力要完全融入西方的狂歡,以及群眾對過程中的經驗體會,都符合五四時代所瀰漫的開放氣息。那怕是現在人們愛看的「人間四月天」,當陸小曼輕聲喚著「摩摩」時,這字眼與徐志摩、陸小曼的戀情都是五四的產物。

不管歷史或政治,革命總是相當殘酷,「五四」也不例外。當時中國的知識分子從原來散漫地反抗昏庸的國家領導者、帝國主義,到社會階層的反壓迫,像民間「辦桌」的大雜燴鍋兒一樣,什麼都摻在裡頭,可是味道卻令人回味不已。

歷史上的運動所以完美,常常都跟運動崛起的過程,以及過程中的某些故事有關。說得更明確些,「五四」如果沒有徐志摩、陸小曼、胡適,很難成為「五四」;倒過來看,如果沒有了「五四」,徐志摩不會那麼浪漫迷人,胡適不會在中國傳統知識分子中享有那麼高的地位。

今天,在回顧五四週年裡,很重要的問題是,「五四」為何曾在中國歷史裡標誌了那麼一個浪漫鮮明的旗幟,卻又卻那麼快地隕落。我依稀記得一些當年研究文革的人們曾回憶,談到「五四」年代的知識分子,如陳獨秀等人,後來如何擁抱共產主義,之後又擁抱民族主義。在文革的時候他們被批鬥,自由主義的人們,只好殘酷地說,他們背叛了「五四」,最後「五四」也背叛了他們。

這句話的意思是,陳獨秀這群人在「五四」過程中,從原來的自由主義到最後無論是擁抱意識形態的共產主義,還是老祖宗的民族主義,他們對於「五四」所追求的開放精神而言,都是背叛者。他們利用了五四運動,攫取了五四運動所帶動中國社會的爆發能量,完成了他們所要的中國共產主義的革命,最後在這個革命運動中,建立了新的恐怖政權,而這個新的恐怖政權在取得權力後,回過頭來,又殺害了五四運動的這群人。他們從五四中崛起,最後也在五四所建立的新帝國中毀滅。

台灣現在談五四,人們還知道是什麼嗎?所幸有齣「人間四月天」的電視劇,至少讓人依稀記得在那個年代,有個叫徐志摩的人,留學歸國之時,拜託他的妻子用離婚儀式宣告他們的抵達。台灣多少還記得在那個年代,有幾個戴帽子的女人,如林徽音,連想唸個建築系,都因為是個女人而不可得,只能唸相近的美術系。等她學成返回中國時,她從髮飾、帽型、衣著、裙子反叛起,將當時傳統對女子的束縛全數擊潰。人們還記得陸小曼,出身豪門的女子,才氣縱橫,最後在鴉片煙霧的「墮落」中,結束了她的一生。

至於「五四」所談的自由主義,那種在封閉世界裡追求開放的態度,在現代就更難了。有人說,在台灣現在這樣的開放社會(open society)裡,「五四」自然沒有什麼價值,跟如今的北京大不相同。但事實上「五四」除了自由戀愛、開放外,還有像胡適、徐志摩這樣一群讀書人特別令人懷念。他們無論處理政治、還是自我的情感世界,總是充滿著優雅的感性傳統。
日前在清華大學的座談會上,沈君山前校長在上台講話時,還真對當時那群人間的私人愛情故事做了一番 research。

他找了梁思成和胡適的書信,敘述前人們如何處理愛情。其中,胡適與美國密友韋蓮司維持了 50 年的情誼,二人一開始是知識伴侶,但在情感的天秤裡該往哪兒發展,對胡適而言,是政治、也是社會的選擇。而後,胡適與韋蓮司論及婚姻時,在容忍遷就與獨行其事間,胡適選擇了容忍遷就。

胡先生當時引用康德的一段話:「無論是對自己還是對別人,都要將人道本身視為目的,而不僅僅是手段。」所以胡適說:「容忍比自由更重要」,他把它放在楬櫫自由主義的概念中,也把它放在自己的愛情選擇裡。胡適說,婚姻雖然已經自主,但一個人一生不免經歷過幾次痛苦的抉擇和悲歡離合。

沈君山還尋及林徽音與梁思成婚姻過程中外遇插曲的資料,金岳霖曾在林徽音與梁思成結婚時致贈「梁上君子,林下美人」一詩,不料竟成為這樁婚姻的第三者。梁思成在驚訝於林徽音的外遇告白中,勸告林徽音,或許金岳霖才是她人生真正的選擇。但當林徽音將梁思成的話轉告金岳霖時,金岳霖說梁思成才是真正愛妳的男人。

那些活在五四時代的浪漫主義者,他們不太切割自己的生命,胡適不會一方面在政治上談論自由主義,同時還在私人生活領域裡實踐一個不同的價值。徐志摩不願意在五四要求開放的氣氛中,容忍父母之命的傳統婚姻,不論他的妻子有多好。反觀現在,我不太瞭解是什麼樣的文化變遷過程,讓我身邊的這些讀書人可以這樣勇敢地切割自己的生命,在私人和公共的領域裡,每個人每天都在演不同的戲,扮演不同的角色。

英國女皇伊莉莎白一世在世時,開創了英國的文藝復興。她熱愛戲劇,莎士比亞是她那個年代最重要的產物,她讓泰晤士河畔每天做出色彩豐富的演出。在戲劇裡頭,即使演員們每天掛不同的面具,說著不同的腳本,總在追求那樣一個完整的角色。那怕是悲劇哈姆雷特裡,屬於性格中的衝突,主角們也不斷在自問:「我是什麼?」

但這種不斷追求「我是什麼」的態度,在現在的台灣卻不復存在。讀書人不問「我是什麼」,有權力的人也不問「我是什麼」,有時候忍不住真想請教他們,是不能問、還是不敢問?
還好有個「五四」,讓中國近代史留下一點浪漫的煙火;還好有「人間四月天」,在台灣紀念「五四」,而「五四」卻已變成一種圖騰、甚至空洞的符號時,有這麼一齣戲,紮紮實實地添加浪漫主義的內容,讓台灣這個看似開放、但已失去夢想的島嶼,還能夠用一種浪漫的角度,去回顧一個八十一年前老祖宗們所闖出來、轟轟烈烈的政治、社會與私人的愛情事件。(李瑞玉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