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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評2
《我的世紀》
─ 為「侏儒小民」的未來改寫「國家巨靈」的歷史
．謝志偉（東吳大學德文系教授兼外語學院院長）
《我的世紀》是由複數的「一百年，一百個故事」所組成，無疑是要對照單數的「一個世紀，一個歷史」。德國讀者或在過去這一整個世紀裡與德意志民族的命運曾有息息相關經驗或慘遭池魚之殃的歐洲讀者在今天回顧二十世紀時，心中想必是五味雜陳，百感交集。從來，個人的遭遇只是「故事」（而這些「故事」通常也都是「事故」），唯有集體的命運才叫「歷史」，古今皆然。葛拉斯將這本書題為《我的世紀》，其重音應是放在「我的」兩字，是「指示」詞，也標誌「所有」，是「個人」後發的心聲在回應著「集體」先至的咆哮，也在嘗試指出，「小民侏儒」何以在「國家巨靈」(此指意圖延續卡爾大帝帝國，俾斯麥帝國的希特勒第三帝國)的陰影下尋找不到戲耍的空間，簡言之，作家的「一百個故事」以夾雜著虛構的回憶沉入私領域和公領域 以反省及挑戰「民族歷史」的必然性。
然而從足球賽到飛船的發明，從夫妻度假到反核示威，又有哪一樣領域是真能公私分明的？無「民」不成「國」，無「小民事」豈有「國家史」？於是，《我的世紀這本書》提醒了我們，德文裡 "die Geschichte" 這個字兼有「歷史」與「故事」兩義的事實，在此也就特別值得一提。
"die Geschichte" 這個字最適於用來說明「真相」與「虛構」兩者間的弔詭或辯證關係了，而設若，已然消逝的「過去」並不必然等同於「確切無疑」，則歷史便不再是「紀錄」而是「解釋」了，準此，歷史的單一性不正恰恰突顯出其霸道而脆弱的本質？有此質疑，則歷史的必然性也就因而崩解，小民一旦有此認知，再推延下去，應就能體會到，透過當下的努力不懈，尚未到期的「未來」也就顯得不再如此「閃爍不定」了。每個「個人」或「小民」若都能有此體認，則凡「失魂落魄不由自主的猶疑者」必成時代巨輪的亡魂，而「充滿自信體認當下的游移者」就可有為個人、乃至族人和人類避免浩劫的可能性了，至少慘痛的歷史不必再重演。知往者之不定，乃見來者之可塑，「鑑往知來」的真諦或在於此。
在《我的世紀》的「中文版前言」裡，葛拉斯問說：「為什麼不應該有一位中國的作家也來考慮這個『一百年，一百個故事』的想法，根據中國的歷史經驗，把一百年的希望和悲傷，戰爭與和平，行諸筆墨呢？」而其開宗明義為 1900 年寫的第一篇，就是以德皇威廉二世在 1900年為了替在義和團事變中被殺的德國公使而出兵中國時，在港口對即將遠征的德國軍人所作的演講為背景。在這篇為了激勵士氣、史稱《匈奴講稿》的演說裡，威廉二世要求德意志帝國的軍人「到了那裡，要記住：不要寬恕，不要抓俘虜」（意指格殺物論）……。
一本由德國人在 20 世紀末寫的「小說」，在第一頁就是讓其國人讀者面對、思索一百年前的德意志帝國的殖民主義和海外擴張政策的結果，當年的德國人可以只問，何以中國人竟敢殺害他們的使節，而不去問，何以中國的領土、非洲的領土等等會由包括德國在內的列強佔領著，但是今天的德國人在經歷過一次大戰、二次大戰之後，在經過六百萬猶太人被納粹德國謀殺之後，他們還能不反省每一個德國人在這些永遠無法就此走入歷史的事件裡所扮演的角色？我們甚至可以天真的問一下：假如當年每一個德國人都能思索在這篇《匈奴講稿》背後所隱藏的危機，也許第一次大戰、第二次大戰就打不起來了。然而如葛拉斯在這本書裡為 1999年所寫的故事，卻是他已去世的母親現身說法，說她期待著 2000 年，「但願不再只是戰爭」她說。但是，懷著希望卻難以相信，會事如其願，因為「先是在下面（指南歐的戰火﹚，然後是世界各地......）。
20 世紀以戰爭始，直至世紀末，仍在期待「戰爭不再來」。葛拉斯的深沈回顧一世紀，他的憂慮，看看中國，又何嘗不是台灣人的憂慮？值此中國不斷以「民族大義」威迫台灣小民的時刻裡，我們讀了葛拉斯的《我的世紀》，還能對此「民族大義」「隨便大意」嗎？
類此體會難道不也適用於葛拉斯寫《我的世紀》的原始動機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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