換取的孩子(AA0070)

類別： 日本文學
叢書系列：大師名作坊
作者：大江健三郎
譯者：劉慕沙
出版社：時報文化
出版日期：2002年04月29日
定價：320 元
售價：253 元(約79折)
開本：25開／平裝／336頁
ISBN：95713364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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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推薦序 2

死，成了唯一的創作　　

平庸的讀者顯然是創作者最大的敵人，他們或許沒有足夠的能力理解卓越的作品，或許有著過多的熱情浪擲於作者不堪負荷的平凡人生，或許連專注的一瞥都吝於施捨、便決定不要向表演的天才示弱致敬，或許寧可耗盡所有的氣力、要從作品的裡裡外外去尋繹出「創作源自於瘋狂敗德」的蛛絲馬跡。二十世紀以後的平庸讀者何其幸運？他們有較諸以往發達了不知多少倍的工具－大眾傳播媒體，去達成一個目的：揭露創作者之「無行倖進」，藉以證明平庸還不算是人類最低劣的品質。

從來不知道《換取的孩子》這本小說有一個幾乎全等於現實人生背景故事的讀者初覽乍觀之下，可能會有不知所云之感。大江健三郎究竟如何為這種讀者設想？又設想了多少？我沒有把握；不過，他為知道那個現實背景的讀者所作的設計倒是很清楚的，他讓現實中的大江健三郎和伊丹十三（以及所有實存的人物）變更了姓名，這個輕巧的設計有一刀兩刃之效。一方面，熟悉（或多多少少風聞過）大江與伊丹過往交遊與生平遭際的人得以立刻辨認出這是一部「帶有自傳性色彩的作品」；另一方面，身為傳主之一的立傳人既是知名的小說家，作品又看似出之以小說之筆，若是依照人們對小說這個文類的慣性理解；它一定在某種程度上暴露了某一塊人生的真相；那麼，人們對傳記所述是否屬實所保持的警戒之心在面對小說之時卻解除了。如此一來，許多無從為外人印證的細節自然擁有一種唯獨在小說文本之中才獲准存在的似真性特權。這讓《換取的孩子》有了另一個功能：它從大眾傳播媒體那裡奪回了一次窺視創作者真實人生的權利、以及權力；而那個部分的「真實」注記著創作的奧秘，它恰恰是大眾傳播媒體既無能力、亦無興趣介入、甚至更為了滿足平庸口味而竭力共謀加以抹殺的。

除了大江健三郎之外，沒有人能證實伊丹十三是否在生前留下了數十卷錄音帶。根據前者的描述，經由暱稱「田龜」的錄音機播放的這些帶子之中的最後一卷甚至清楚地錄下了墜樓自殺的導演落地時發出的撞擊聲。那樣的一聲畢竟會令大眾傳播媒體的同業們感到惋惜罷？「為什麼我們沒有錄下來呢？」、「為什麼我們沒有拍到呢？」、「為什麼我們沒有在現場呢？」這些個帶有遺憾意味的問號又豈僅出乎傳媒而已？那正是大眾的心聲呢。

體會到這一點，大江健三郎的第二個設計（透過『田龜』展開敘述）便具現了嘲謔的意義：他讓所有《換取的孩子》的讀者陷入一個可以名之為道德窘境的閱讀情況，你一定是在未經當事人（已經過世的導演）同意的情況之下偷聽到箇中一切的。更進一步看，錄音－這個現代傳媒不可或缺的載錄功能，本身也形成了引人思索的象徵。當古義人（大江的化身）要與吾良（伊丹的化身）對話的時候，總是得先按下「田龜」上的暫停鍵。可是，我們不見得會與古義人同時感到應該回話或者需要停下來沉思，於是「按下暫停鍵」這一屢屢出現的動作反而對介入偷聽的我們構成了嚴重的干擾。這個干擾一而再、再而三地暗示我們、提醒我們：經由錄音機這種傳播工具，聆聽的人不時會打斷、反駁那原本在講話的人；不只如此，聆聽的人甚至可以隨時用拒絕聆聽的方式展現其權力。

從最表面的現實上看，大眾傳播媒體的受眾根本沒有機會「打斷、反駁」任何形式的創作。像大江和伊丹這樣擁有廣大讀者和觀眾的創作者也應該不至於錙銖必較地去在意一部分「拒絕」他們作品的人士。然則，《換取的孩子》透過「田龜」所進行的召魂儀式一點一絲揭露的「內幕」究竟是甚麼？這就必須回到「平庸的讀者」身上去看了。

「平庸的讀者」其實並不認為伊丹十三在一九九七年十二月二十號那天於東京麻布台事務所跳樓自殺的原因是一個值得探究的謎，他們也許會認為這位緋聞纏身的導演畏譏屍諫、以死明志，用我們熟悉的媒體套語則是「以結束自己的生命抗議媒體暴力」；而且這就是一個創作者的蓋棺之論了。如果還有任何殘餘的好奇，「平庸的讀者」頂多會低聲地追問兩句：「那麼伊丹十三到底搞了那個女人沒有？」「那又是怎麼搞的？」大江健三郎在這本書裡並沒有迴避這樣的粗暴淺薄的好奇，他另一個傑出的設計是讓千檻（大江之妻、伊丹之妹尤佳里的化身）聽了三卷『一路衝高』的色情錄音帶，這段描述極盡挑逗之能事，卻足以讓八卦閒話式的窺淫渴望自暴其鄙陋下流。原因很簡單：「平庸的讀者」只有淺俗的需要，而沒有深刻的觀察以及描述的能力，更無法透過那種觀察、描述去體驗色慾活動內在的明朗、莊嚴和感動，他們也因之無從判斷：錄音帶所「紀錄」的內容究竟是不是真有值得體驗的明朗、莊嚴和感動？這種失能恐怕正是大江健三郎假借「一路衝高」的色情書寫所要戳穿的。而在本質上，這種失能早就激發滿心嫉恨的平庸者利用社會架構出來的集體武器（大眾傳播媒體）對創作者發動毫不留情的攻訐；事實上大江和伊丹這一對郎舅長年以來便一直是此一攻訐的受害者。

在大江健三郎提供的版本裡面，已經往生到「那一邊」去的伊丹十三在「田龜」裡喚起了聆聽者的回憶、參與了存活者的餘生；更重要的是他對於死亡的「迎擊」，它可以簡單到「一次徹底的死亡之後便再也沒有這回事了」，也可以沉重到必須用韓波的詩句作注：「無奈！我必須埋葬自己的想像力與回憶！身為藝術家兼言說者的榮光將被褫奪。」這裡的死亡是一個執念，萌生於創作的內部；它明白昭示著生之意義來自於死亡的驅動，如果這祇是一個目的論式的概念，其實前人多有言及，看來似也卑之無甚高論。然而，大江健三郎經由一個自身的經歷而將之推導到另一個層次。這個經歷原已寫於《在自己的樹下》（二○○一），敘述的是大江健三郎年幼時生過一場大病，高燒數日不退：

我用自己也感到奇怪的緩慢而細小的聲音問道：「媽，我會不會死掉？」

「我想不會，媽希望你不會死。」

「我聽到大夫說這孩子已經沒救，所以，我想我大概會死掉。」

母親沉默了一陣，然後說：「放心，你就是死了，媽還會再把你生一次。」「可是，再生下來的嬰兒，和現在的我，是不同的小孩，不是麼？」

「不，沒有甚麼兩樣。」母親說：「我會把你出生以來看過、聽過、讀過還有做過的事，一股腦兒說給你聽。而且新的你也會講你現在說的話，所以兩個小孩是完全一樣的。」

……

我常不覺間茫然陷入沉思：現在的我，會不會就是那個發燒受苦的孩子死了以後，母親再一次生下的新小孩？母親把那亡兒看過、聽過、讀過、還有做過的一切都告訴了我以後，我遂將之當成了自己的記憶了？而我也繼承了那個死去的小孩使用的語言，如此這般地思考和說話？

「我」是不是一個已經被「換取」過的人、一個他者、一個複製品、一個別樣生命的延續？甚至，一個謊言？ 這是一個非常不科學的想法，但是就像各式各樣的執念，它是用來迎擊死亡的。生命本身在此便獲得了兩個解釋：「我」早就已經不是我了；或者，我終將以另一個「我」的形式存活。大江健三郎將這兩個解釋分別穿透到兩個化身角色（古義人與吾良）之中，連帶使得現實人生裡的大江與伊丹也似乎成為韓波的詩句的註腳，「然而，不可能有任何友愛的援手，我該向誰求助？」以及「或許我已死在那個地方」。於是，「生」不過是「死」的不完整的蹈襲罷了。

看起來真正活著的是「田龜」，既無自己的意志、亦無原創的內容，它祇能「不時地重現他者」。創作者一旦把自己的生命比擬於此，想當然耳地會使「迎擊」死亡的行動轉變成「進入」死亡的衝動。換言之，具體而實際的生命不祇是去解釋生者如何、為何，而是韓波詩句的召喚：「而後，上路吧」。這個轉變浮現於《換取的孩子》的第六章〈窺視者〉。吾良借著「田龜」為他自己的電影（以及古義人的小說）做了總結：「你不會不知道包括大作在內的所有文學，毋寧說所有的藝術，基本上都是通俗的。」這話當然可以斷章取義地解釋成對通俗性所蘊藏的「偉大品質」加以寬容甚至敬畏，可是透過「田龜」，吾良還說了下面兩段話：「像我們這一行的人……可以說是零賣通俗新花朵新星星的人，餘年無多，只有落個這種覺悟啦！」以及「打從閣下十六歲那年相識以來，我就要你不要撒謊；那怕出於安慰或逗樂的善意謊言。前不久不也才講過麼？可說這話的在下我，名副其實就是『以謊言為糧，存活過來』（按：『而後，上路吧』的前一句）。我倆就一起來向誰乞求寬恕，『而後，上路吧。』」依照說這話的吾良對於創作這件事的覺悟，他、古義人，說穿了，不就是伊丹、大江乃至於所有的創作者嗎？，其實哪裡還有甚麼值得活下去的理由呢？他們儘管自視十分獨特、原創、與（他們的敵人）「平庸的讀者」大大不同，事實上，這才是最大的謊言。覺悟到與自己蔑視的敵人生命之一致，可能就進入了約翰‧鄧的境界，任何一個遙遠的死亡都是我的一小部分的失落，對於敵人已無敵意，倒是可以經由赴死的實踐遂行我與他者的區別；這是僅有的、殘存的、唯一的創作可能。就這樣，大江健三郎來到了索因卡《死亡與國王的馬弁》，藉由牽亡者的訣別詞：

死者已矣，忘了吧，就連生者也該置諸腦後。但願你們只把心思傾注在尚未出生的人身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