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金融時代(BE0110)
The New Financial Order: Risk in the 21st Century

類別： 人文‧思潮‧趨勢>NEXT
叢書系列：NEXT
作者：羅勃．席勒
       Robert J. Shiller
譯者：羅耀宗
出版社：時報文化
出版日期：2003年05月26日
定價：300 元
售價：237 元(約79折)
開本：25開／平裝／336頁
ISBN：95713389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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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書摘 1

第一章　世界另一種可能的面貌

我們很難想像未來我們將會面對哪些重大的經濟風險，畢竟在我們握有確切的證據，證明它們迫在眉睫之前，這些風險都只是基於假設，所以大部分的人不認為採取新措施去防範它們，能夠得到什麼好處。我們經常為了已清楚顯現的日常小問題忙得不可開交，卻很少去思索應該如何因應深層且根本的風險。

相形之下，過去已發生的種種危險，我們記憶猶新；因此，我們不妨來做個假想練習，回頭探討曾經發生過的風險。要是在當時我們有辦法執行本書所提出的一些新金融觀念，那麼一九五○年後的歷史可能就會改寫。當我們評估這些金融創新的潛力時，這樣的練習可以讓我們對執行後的情況有一些具體的概念。 這個練習中，我們假設一九五○年相對落後的資訊科技狀態，並不能阻礙我們推行激進的金融創新措施。另外，在一九五○年各國政府、各種企業和民眾也遠比實際的情形，更懂得運用各種不同的金融工具。我們也忽略一九五○年以後全球的政治情勢變化的複雜性。我們假設風險管理技術能夠付諸應用，並把焦點放在它們實行後可能產生的效益上。

這就是所謂的另類歷史。另類歷史探討如果歷史上某些重大的事實改變，則從改變發生的當日起，世界可能發生哪些不一樣的事情。雖然，一些主流歷史學家批評另類歷史，他們認為歷史十分複雜，另類歷史的任何結論都純屬臆測，但也有一些歷史學家認為，另類歷史是很有用的腦力練習，可以藉此提醒我們去觀察不為人注意的一些重要事實和細節。

改寫一九五○年後的歷史
一九五○年，馬歇爾計畫A全面展開，協助歐洲由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戰火蹂躪中站起來。這個計畫在一九四八年到五一年施行期間，由美國移轉給歐洲國家B的援助總金額達一百三十億美元，這些錢大多是單純的贈與，看起來似乎是出於自願的一大善舉。

但是，從另一個角度來看，如此大方的舉動，其金額不過只占那四年的美國國民生產毛額總數的一‧三％而已。雖然馬歇爾計畫普遍被視為歐洲經濟復甦的重要因素，其實那不過是一筆小錢而已。戰後歐洲的某些地方人民處於飢餓的邊緣，從羅爾斯的原初狀態觀點來說，一百三十億美元的經濟援助似乎不足以扶危濟傾。 其實，馬歇爾計畫也不能說是慈善捐款。美國國務卿馬歇爾（George C. Marshall）提出花大錢重建歐洲的計畫，國會起初也是遲疑不決，直到後來政府發出說帖表示，馬歇爾計畫的金額不超過美國花在二次世界大戰總支出的五％，而且除非再花這筆錢，否則之前投入戰爭的努力可能會功虧一簣，因為沒有這筆錢，歐洲可能會再度落入法西斯主義、共產黨或其他邪惡勢力的手中（就像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那樣）。馬歇爾計畫的支持者給它加上框架，將這個援助譽為結束戰爭的完美句點。事情既然已經開始了，就要把它做完，這是人性之常，而馬歇爾計畫所提出的心理框架，正好是投其所好。要是少了這個框架，美國可能就會任由遭受戰爭蹂躪的歐洲單憑己力站起來。因此，馬歇爾計畫實在稱不上是樂善好施的例子，頂多只是顯示美國有能力在它覺得十分重要的關鍵時刻，發揮政治力量，大舉金援海外。

歐洲：比馬歇爾計畫更好的替代方案
現在就來做一個假想實驗：假設歐洲大部分的人民和政府在二次世界大戰之前就已簽訂基本的風險管理契約，以保障他們的生計。這些風險管理契約包括：生計保險、總體市場、所得連動個人貸款以及政府間的國際金融協定（導論中曾經提及，本章稍後會有進一步地闡述）。你可能還不知道這些名詞所代表的意義，但現在你只需知道這些契約能夠減低所得承受的重大風險，如果一九五○年之前這些方法就為人所知的話，許多契約就不需要花那麼高的成本才能訂立。

這些事情要是在戰前就安排好，那麼移轉的資金很有可能遠多於馬歇爾計畫。換句話說，為了履行戰前簽署的風險管理契約所規定的金融義務，美國和其他國家非常有可能在戰後，將總數占國內生產毛額一○％或更多的資金，移轉給飽受戰火蹂躪的國家，而這種資金移轉可產生的效益將難以估計。對未受戰火洗禮的美國而言，所得損失一○％所造成的衝擊並不顯著，但同樣的一筆錢，對滿目瘡痍的歐洲來說，卻有極大的幫助。

有人懷疑風險管理契約在歷經戰火之後，是否能繼續保存效力。就本例來說，參與馬歇爾計畫的大部分國家，都會尊重它們之前的契約，而受戰火蹂躪的大部分國家，在戰爭期間並不是美國或其盟國的敵對國。除此之外，連戰敗的德國和義大利，也在二次大戰後得到馬歇爾計畫的援助，由此可見戰爭的痛苦，不見得會使人做出不負責任的行為。如果德國和義大利早在二次大戰前就簽訂好風險管理契約，他們最有可能蒙受其利。

亞洲：二 次大戰前的未雨綢繆之道
二次世界大戰後，儘管亞洲也有許多地方遭到戰火摧殘，卻沒有推行和馬歇爾計畫類似的援助方案。美國杜魯門總統針對世界其他地方所揭櫫的第四點方案C，於一九五二年到五四年執行期間，撥款總金額只及馬歇爾計畫總支出的六％。美國為什麼獨厚歐洲？這個決定反映了我們今日常見的相同外援型態；其理由可想而知，除了歐美彼此之間的親密感，當然還有政治上的權宜之計。在美國人眼中，亞洲不同於歐洲。

如果政府和個人早在戰爭之前就清楚地了解風險分攤的機會，並且採取一些行動，管理亞洲的所得風險，那麼我們可以合理地推測，許多亞洲人都能成功地保護他們的利益。如此一來，戰後的亞洲在經濟上就不會一直那麼凋敝。金融機制和外交政策不一樣的地方，就在於金融機制所處理的對象不是人，它所追求的是儘可能賺取最高的報酬，不分國籍。如果在戰前就安排好，戰後的亞洲就可以透過總體市場、生計保險，或者其他的契約獲得大量的援助；那麼一九六○年代的日本經濟奇蹟，以及亞洲許多國家的經濟奇蹟，也許會提早在一九五○年代就開始出現，而且現今才逐漸嶄露頭角的其他國家，也可能有等量的進步。一整個世代的人都可能因此過更好的生活。

縱使在一九五○年之前沒有這種風險管理措施的存在，如果當時受到戰爭摧殘的國家，能夠出售未來國內生產毛額的求償權利，用以募集刺激經濟復甦所需的資金，那麼歐洲或亞洲戰後的痛苦或許可以減輕。它們不需要借美元，反而可以透過總體市場，針對國民所得、職業所得或其他所得指數設計龐大的求償權利，這樣能夠籌到更多錢，因為這種債務的風險特質，對雙方都比較有利。對歐洲的經濟復甦前景感到樂觀的美國投資人，很可能因此受到吸引而提供這種貸款，希望從中賺取可觀的利潤，而他們所承受的風險相當有限，因為他們能將風險分散到其他的投資上。至於需要建設資金的歐洲借款人，可能更樂意借款，原因是他們不必擔心萬一歐洲的經濟復甦景況疲弱不振，導致無力償債的風險發生。要是一九五○年歐洲有風險管理契約可用，將有助於抵消戰後經濟復甦參差不齊所產生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