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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摘 2
第二章
我又騎自行車去醫院接替方班平。太陽把瀝青街道烤得軟乎乎的；車輪在凸起的路面上留下印痕，熱氣像一縷一縷的青煙升起。我昨晚沒睡好，感到困倦，無精打采地騎著車子。要是能像平時那樣午睡一下就好了。
剛到醫院，就聽見有人在病房裡大聲說話。我在門前停下來聽。那是楊先生的聲音，但我聽不清他在說什麼。他的聲音突而粗糲、突而急促、突而尖利，好像在跟誰爭吵。我打開門，悄悄走進去。班平見到我，點了點頭，食指按在唇上，另一隻手托住老師的背。看樣子他剛扶他坐起來。
「宰了他們！宰了這些雜種！」楊教授叫道。
班平將嘴巴貼到他耳邊，輕聲說：「靜一靜！」
楊先生低著頭，下巴都快垂在胸上了。「你幹嘛打斷我？」他問，依然閉著眼睛。「聽我把話說完好嗎？等我說完了，大家再提問題。」聽他的口氣，好像他在講課。但他剛才在向誰叫喊？他要除掉的那些人又是誰？為什麼他那麼恨他們？
班平有點尷尬地對著我搖頭微笑。我明白他的意思，大概是對我表示同情，因為我與楊家有特殊關係。他示意我坐到那張藤椅上，然後掉過頭去，挪動楊先生的身體，讓他的背靠著床頭板。
我剛坐下，楊教授突然說：「他老想著怎樣了結一切，跟文書工作一刀兩斷，跟他年老又嚴厲的父母一刀兩斷，跟他喋喋不休的老婆和慣壞的孩子們一刀兩斷，跟他的情婦齊拉一刀兩斷，她已不再是腰身苗條的『小燕子』，而是整天想著怎樣減肥，縮小那個大屁股；跟日常生活無休無止的煩惱和痛苦一刀兩斷，跟這種大白天裡的噩夢一刀兩斷──總之，了結他自己，不再跟這個世界有任何關係。」
我被震住了。班平再次微笑。見我這麼吃驚，他似乎很開心。楊先生接著說：「但他活在一個沒門窗也沒家具的房間裡。關在這個小密室裡，面對一個無法克服的難題，就是怎樣了結自己。橡皮地板上鋪著一張厚床墊，旁邊放著一套不全的餐具。四壁也全貼著綠橡皮。他無法把頭在房間裡任何一處撞破。他繫著一條皮帶，有時候他解下來，想著怎樣用皮帶勒死自己。二十年前，有些他認識的人，受不了革命群眾的折磨，便用這辦法自殺。他們把皮帶套在脖子上，另一端掛在一個鉤上，或釘在窗台上，然後用力往地上一坐。可在這房間裡，連一個固定物體也沒有，他的皮帶也就不能成全他。有時候他把皮帶擱在雙腿上，茫然瞧著它。在綠光中，皮帶活像一條死蛇。更糟糕的是，他猜不出這房間是在哪裡，是在城市還是在鄉野，是在屋子裡還是在地下。他就在這種條件下苟活著。」
我搞不清他這段故事是哪裡來的。發生在何時何地？是小說裡的故事，還是他自己的幻想？那男人的情婦齊拉，名字有點西化，可以推斷故事可能發生在城裡。我只能猜這麼多。楊教授博覽群書，他的文學知識深不可測。也許這一切都是他編造的，否則他不可能如此滔滔不絕地說出來。
他打斷我的思路，繼續說道：「他一直都在想像如何停止這種沒有意義的存在。記下來：『一直。』他再也分不清時間了，因為在這房間裡晝夜是一樣的。他注意到頭頂有光在閃爍，但找不到光源。他曾經相信，如果他可以找到光源，他大概就可以擺脫困境：只要把燈泡擰下，將手指戳進插座就行了。但是現在他放棄這個想法，因為他知道，即使他找到光源，那也可能壓根兒不是電燈。他注定要這樣活下去，像一隻蟲困在破不了的繭裡。」楊先生停下來呼一口氣，接著說：「房間裡唯一的硬物，是塑料餐具──一個碗、一隻碟、一支湯匙和一把刀。沒有飯叉。他被剝奪了用飯叉刺穿自己的氣管的權利。他一次又一次拿起那把刀，刀沒齒，稍用力就會折斷。他把刀放在食指上磨了磨，咕噥一聲：『媽的，我甚至不能用它來割斷我的雞巴！』」
班平咯一聲笑出來，立即又止住，下唇露出齙牙。他直起身子，把筆記本和自來水筆插入胸前的口袋裡。
我一點也不覺得楊先生的故事有什麼好笑，反而感到傷心，喉嚨哽塞，所以盡量避開班平的視線。
他離開時，幾乎貼著我的耳朵低聲說：「今晚來吃飯，怎樣？我們包餃子，維亞也要來。」
我點頭表示同意。他和我是同班同學，也算是朋友，他的家只有一間房，在校園附近一幢宿舍裡，是我們經常聚會的地方。蘇維亞是另一位由楊教授指導的研究生。今年，我們老師只指導我們三個人的畢業論文，不過，他擔任我們系幾乎每個碩士論文委員會的委員。
楊先生繼續在胡言亂語。他今天特別激動，腦袋扭來扭去，邊呻吟邊咬牙。還有，他呼吸的節奏急速地改變──一會兒均勻地呼吸，一會兒氣喘吁吁，彷彿在賽跑。更有甚者，他好像被什麼東西或什麼人嚇著了，不時發出可憐的哀叫。他說了些難以理解的話，聽上去好像是抱怨或咒詛。他的右手老是撓大腿，床也輕輕搖晃起來。
這樣下去，可能會損害他的大腦，所以我決定讓他躺到床上，希望他可以好好睡覺。我走過去，把左臂插到他雙腿下，右臂繞著他的粗腰，慢慢往下移。他似乎渾然不覺，繼續說話和扭動。
我花了約五分鐘才讓他躺下。我坐回到椅子裡，右腿擱在扶手上，開始溫習日語詞彙。我怎麼努力，也無法把精神集中在卡片上。楊先生老是分散我的注意力，他這回好像是在跟什麼人吵架。他似乎很好鬥，不時咬牙切齒，我知道這表示他是在按捺住怒氣。
雖然我竭力想專心溫習，但還是忍不住要觀察他那大汗淋漓的臉。半小時後，他突然唱起歌來。他唱歌，真把我搞糊塗了，因為在我看來，他天生是個開班授課的人，誰會料到楊教授竟然也能唱這樣一首童謠？
戴要戴大紅花，
騎馬要騎千里馬，
唱歌要唱躍進歌，
聽話要聽黨的話。
我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感到後腦勺毛髮豎了起來。我已經好久沒聽過它。儘管楊教授唱得興致勃勃，但他顯然不會唱，聽起來像公雞叫。
他剛唱完，立即又吊起嗓子，用一種京劇腔調，模仿敲鑼打鼓：「咚、咚─鏘，咚─咚─鏘，鏘─鏘─鏘，咚─咚─鏘……」接著他打了個響亮的嗝，舌頭咂了咂上頜，肚子轆轆叫。他似乎是在演出某齣京劇的片斷，跟剛才那首童謠沒有關係。
實際上，我有些困惑，但更不安，因為我想起了二十多年前在幼兒園跟其他孩子一齊唱這首童謠的情景。當年我們狂熱地唱這種歌一點也不奇怪，但楊先生現在唱它，顯得既過時又離譜，簡直荒謬極了。幸好，只我一個人聽到。
接著，彷彿是要拿我的難堪開玩笑似的，他又開腔唱另一首歌。他兩眼發光，聲音宏亮：
工農兵心最紅，嘿！
革命路上打先鋒。
高舉紅旗去戰鬥，
掃除一切害人蟲。
文化革命挑重擔，
戰鬥步伐永不停……
他著了魔似地，將整首歌吼出來。聲音激昂，好像是另一個人發出的。我難以想像，一位性情溫和的學者，竟會跟這樣一首愚蠢的歌扯上關係。他唱得使我頭皮發癢，不禁想起當年我們家鄉的紅衛兵唱這首歌的情景。那些青年男女這樣做，也算是對革命有點兒貢獻；但那是二十年前的事了，現在這首歌無非是一個令人尷尬的笑話。
楊先生怎麼也會唱這首歌呢？我聽說，文化大革命爆發時，他被打成牛鬼蛇神，是鬥爭的對象，沒資格和人民大眾一起唱進步歌曲。也許他是偷學的，或者是聽別人唱得太多了，便牢記心中。
他閉著眼睛，繼續低哼這首歌的曲調，不過歌詞已變得有一搭沒一搭，語無倫次。我感到噁心。我把詞彙卡片放到斜靠在椅腳的挎包上，不知該如何制止他。他使我渾身不自在。我看了看錶──兩點剛過。這將是一個漫長的下午。
「我的心還是好的，純潔、火熱！」楊先生宣稱。緊接著他又唱起另一首歌。這一回他不但唱得歡天喜地，而且似乎手舞足蹈起來。他的身體輕輕扭動著，模仿女聲唱道：
北京有個金太陽，金太陽，
照到哪裡哪裡亮，哪裡亮。
啊，那不是金色的太陽，
那是偉大領袖毛主席發出的光芒！
他一邊唱，一邊搖動腳趾，略微凸起肚子，嘴唇一扭，露出稚氣的微笑，隨即快樂地叫起來：「看，我也可以唱得跟你們一樣好。我還會跳舞呢。我跳給你們看。」
我走近他，將手掌放在他多汗而灼熱的前額上。我碰了碰他的肩膀，但他把頭轉過去，如痴如醉地喊道：「別擋我！瞧，我會跳！」他踢了踢右腳，但抬不起來。
我要不要弄醒他？他樣子雖然滑稽，但似乎很快樂，傻乎乎地咧嘴而笑，舌尖伸到乾裂的嘴唇上，舔掉嘴角的泡沫。
我想還是讓他好好享受自己的幻覺吧，於是坐回藤椅上去。這時他已平靜了些，但仍繼續透過脹大的紫色鼻子，哼著那首歌。我想起大約二十年前，在東北老家，一些比我大五、六歲的紅小兵常常在餐廳、公共汽車站、旅館、百貨公司和火車站跟著這首歌跳「忠字舞」。他們唱著歌，又蹦又跳、側過身、雙手在頭頂上揮動；踢腳跟、擺腿、彎腰。我年紀太小，不能參加，只能羨慕地望著他們。現在回想起來，他們戴著紅袖章，活像一群瘋狂的青蛙；然而，當時有些青少年是非常真誠的，如果要他們為毛主席獻出生命，他們會毫不猶豫。但楊先生那時是反革命知識分子，肯定被禁止與革命群眾一起參加任何慶祝和宣傳活動。他真會跳忠字舞嗎？我懷疑。
「啊，誰知道我一直有顆忠心！」他邊說邊咂嘴。「不信，你們看我。」他又唱起那個調子，雙腿慢慢踢開，雙臂在弄皺的床單上猛扭。這一回不僅那張床，就連已出現多處凹痕的地板也嘎吱作響。他越來越有節奏地晃動，臉上綻開燦爛的微笑，看樣子正沉醉在歡樂中。
「對，我可以把兩條腿抬得更高，沒問題。」他笑咧咧地說。「我總是熱愛毛主席。為他老人家，我敢上刀山下火海。你們為什麼不相信我？為什麼？」他的腦袋左右擺動。
他向偉大領袖表忠，令我費解。平常在我面前，楊先生從來沒有表示過他對毛主席有什麼深情。他真熱愛毛主席嗎？這是不是一種潛意識的感情，等他神志不清時才浮現出來？毛主席已逝世十二年了，楊先生怎麼還這樣著迷他？他內心深處真的崇拜他嗎？
不管真相如何，我想，還是弄醒他好些，老這樣陷在幻覺裡，會損害他的腦子。我喊道：「楊教授，醒醒。我們是在醫院。」
他沒有反應，繼續唱歌和「跳舞」。我走過去，抓抓他的腰，拍拍他的手，希望能弄醒他，但沒用。他停頓了一下，接著高呼：「共產黨萬歲！打倒軍閥！新中國萬歲！」我實在受不了，便放開他的手。他大概是把自己想像成一個被警察押去刑場的革命烈士，慷慨就義，就像電影裡的英雄那樣。他已經無可救藥地瘋掉了。
我匆匆出來，往樓下的護士室走去。我知道吳大夫經常給楊先生開鎮靜藥吃。
我以為姜紅會在辦公室裡，但那小女人不在。一個二十多歲的護士坐在寬大的窗台上，她的長袍沒扣鈕，露出海綠色的衣服。她的雙手正忙於勾織一塊白桌布上的蝴蝶。她右邊角落裡，靠著護壁板，放著一排鮮紅色熱水瓶，瓶口發出輕微的嘶嘶聲。她認出我，但依然一動不動，好像我是來打掃衛生的。她眼睛碩大，盯著手上的針線活，十指修長而紅潤。蝴蝶大如手掌，還有一個翅膀沒勾出來。我不理會她的輕慢，逕直走向她，問是不是她負責給楊先生吃藥。
「嗯。」她說，眼皮動都沒動一下。頭頂的日光燈管一閃一閃地，發出卜卜聲。
「我老師今天失常了，」我對她說：「他像個瘋子，老是唱歌和胡言亂語。你能不能給他鎮靜一下？」
她愛理不理。我重複了一遍。她又織了幾針，才把桌布擱在窗台上。她打了個呵欠，隨即用小手捂住嘴巴。「我累壞了。」她說，無力地微笑。「你知道嗎？我們早上要給他吃鎮靜藥。我是說你同學方同志和我，我們要他吃，但你老師以為我們想毒死他，拼命喊叫。我們不能逼他吃藥，你知道，那會使他更激動。」
「能不能現在再給他一片？」我問。
「我可沒權利給他任何東西。」
「但吳大夫不是經常給他開藥嗎？」
「是呀，但他不在。」
「請幫個忙，讓他安靜下來，求求你了。我怕他老這樣下去，會傷著腦子的。」
「那麼，也許我們可以在吃飯時在他粥裡放一片。」
她瞇起左眼，向我眨一眨，好像在問，這是個好主意吧？
「但他現在已經失控了，」我說：「還有三個鐘頭才到吃飯時間。你能不能給他打一針或什麼的？請幫幫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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