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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版跋
一本寫了十多年的小說
◎文 / 哈金
《瘋狂》是我最早動筆的小說，在一九八八年夏天就開始寫了。當時並不清楚要寫成什麼樣子，只是心裡悶得慌，不得不一吐為快。第一稿寫完時，根本不成樣子；我意識到自己完全沒有能力將它寫好，只得擱下來。第二年初夏，天安門事件發生了，我決定把這種民族的瘋狂也寫進這個故事。這樣一來，這部小說就難上加難了。其實，年復一年我寫過許多遍，直到《等待》和《新郎》出版後，我才真正覺得有能力來完成這本書。
一九八二年，我在山東大學美國文學研究所讀研究生時，所裡的一位教授突然中風，住進醫院。醫院沒有足夠的護理人員，所以我們幾個研究生就被派去照料他。我在醫院裡只待了兩個下午，因為不是他的學生。但這兩個下午真讓我震顫。這位教授平時和藹謙遜，現在卻不停地胡言亂語，但我又弄不清他到底是不是完全喪失理智。他的胡話中攙雜許多真話和告不得人的悄悄話。這使我想起巴爾札特在《高老頭》裡說過：「我們的心靈是一座寶庫；如果你將其中的財寶都花掉了，你就會毀於一旦。人們不會寬恕一位真情亂溢的人，正如人們不能容忍一個身無分文的人。」
後來，我一直在想如果一個人丟掉了心靈上的鎖頭，把心裡的祕密全洩漏出來，其後果是不堪設想的。這會對他自己、家人和朋友都有巨大的破壞作用。這個想法常常攪得我心神不安，所以不得不通過寫作使心緒平靜些。
顯然，最初這部小說並沒有多少政治色彩。可是，天安門事件對我的震撼太大了，使我移居美國，改用英文寫作。我心裡的鬱憤實在難平，就決心將這場民族的悲劇和瘋狂融入這部小說中，將歷史的罪惡在文學中存錄下來。這樣，在技巧上這本書就更難了，因為要同時講三個故事：楊教授的失常，萬堅的憂慮和覺醒，以及天安門廣場上的事情。而且，每一個細節的安排都要考慮到它對別的故事的影響。此外，這部小說沒有線型的戲劇發展，只能靠實實在在的敘述和描寫，很難達到引人入勝。但這種難度也是一種挑戰。
最難寫的是天安門事件的那一章。我研究了許多資料，寫了數段，皆不如意。主要是因為我本人並沒親身經歷那場屠殺，而且受難者的冤魂也不允許我以見證人的口吻說話。這涉及到作者的道德責任；我們不能在死者的屍體旁指手畫腳。最後，我決定放棄自己的「研究成果」，依靠萬堅的無知來描寫這個事件。萬堅在北京迷了路，連街道的名字都不知道，也不明白為什麼大家要阻止軍隊進城，但他有自己的眼睛和耳朵，有自己的感受。從這樣一個窄小的角度來寫，能夠做到可信，並且負責任。
這是一本沉重的書，又是一本文氣十足的書。感謝黃燦然先生精細的譯筆給了它一個漢語的聲音。感謝時報出版社給了它新的生機──在中文中找到讀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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