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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敖序 1
許信良送了夏珍寫的《許信良的政治世界》給我，我翻了那本書，總覺得少了些什麼，答案是：少了李敖的序！因此大書失色，良有以也。夏珍這回寫《文茜半生緣》，時報出版的主編侯秀琴出面邀序於我，我說要先看看稿子再說，稿子送來，我看了，寫得真好，又邀我寫序，邀得真對，因此半夜三點起來動筆，為此書增色，豈徒然哉。
這本書是陳文茜的自傳，從祖宗三代寫起，由於陳文茜從小就由住在台中的外祖母一手帶大，所以她跟外家獨親，外祖父何集璧是了不起的知識分子，他到大陸念大學，並加入共產黨，不但是統派，且是光復初期的「回歸祖國」派，二二八後，左派的「二七部隊」垮了，這書中寫道：
「……二七部隊持續10日後解散，謝雪紅等人展開逃亡行動。何集璧眼見祖國夢碎，沉寂了好一陣子。國民政府持續九個月的綏靖行動中，他幸運的成為「二二八受難群」的漏網之魚，直到治警事件辯護律師楊基先出馬角逐第一任台中市長，何集璧擔任他的競選總幹事，當時是採取絕對多數制，第二輪投票前，國民黨找他們談判，何集璧被迫加入國民黨。陳文茜說，這個紀錄讓她的外祖父終生引以為恥。」
革命革命，革到後來，自共產黨革成了國民黨，自然狼狽可想。做了十三年的國民黨後，何集璧死了，這時陳文茜才四歲：「陳文茜說，她長大後才聽聞外祖父的故事，覺得他像極了浪漫文人，在醉月樓裏暢論天下事，缺乏結黨營私的『政治能力』，每天高談闊論，扮演各路線之爭的和事老，陳文茜調侃她心目中『神秘的外公』，『這樣子搞革命，能搞出什麼名堂呢？』」
搞不出名堂，何集璧老兄還是小焉者也，他的共產黨老弟何集淮更是驚心動魄：「至於她的叔公何集淮，先到香港再逃到大陸去之後，過了一段很是艱辛的日子，音訊全無。根據《和平日報》記者周夢江（二二八之後亦逃回大陸）的回憶，1950年，他在上海遇見何集淮，何已經改名為何建人，當時擔任上海某公司的工會主席，文化大革命時被迫害至死。
「直到 1987年，『二二八』四十周年紀念，中國派出大批人士到美國參加各種紀念會、學術討論會，遊學美國的陳文茜才有機會碰到古瑞雲，在撰寫《謝雪紅評傳》一書作者陳芳明（後來擔任過民進黨文宣部主任）家中，才聽聞叔公悲慘的命運。
「古瑞雲告訴陳文茜，他們被台灣當局通緝，逃到中國大陸，初期甚至被當成國民黨的特務而遭排擠，何集淮不改玩笑本性，沒煙抽的日子裏，他笑嘻嘻的搜集煙屁股，打開湊足絲，就著紙捲起來再抽，絲毫不以為意。
「反右運動時，謝雪紅即被打成『分離主義者』，何集淮等人被開除共產黨籍，勞改至死都沒恢復黨籍，何集淮曾經兩次被宣布死亡，曾經昏死過去又醒來時，察覺自己身邊都是沒氣的人，嚇得手腳發軟，還是從太平間爬出來。最苦的時候，何集淮和古瑞雲不止一次相互約定，誰先走，晚走的人一定要把對方的骨灰帶回他們日夜思念的台中。何集淮還講，他一輩子不敢告訴他的家人自己的出身背景，希望有朝一日能告訴他的孩子，『我是台灣人』。
「敘述往事的過程中，古瑞雲老淚縱橫，完全不能自已。當陳文茜坐在鋼琴前，彈奏起《雨夜花》，古瑞雲再也克制不住的嚎啕大哭。古瑞雲巡迴美國，離開前又到了舊金山，陳文茜送他上飛機，看著古瑞雲手上拿著中國民航的機票，陳文茜難過極了，他根本不願意再搭上這個班機，他根本不想再回到那個令他痛苦一生的『祖國』，但是卻沒辦法。
「古瑞雲的女兒後來嫁給移民美國的華裔留學生，住在關島，女兒為古瑞雲申請到關島住了幾年，一直到符合『大陸人士來台定居辦法』，才以『大陸人士』身分返回台灣，目前定居於東勢，每個月領取貧戶津貼。當年意氣風發、優秀出眾的大學生，就被幻夢中的『祖國』給摧毀了。
「陳文茜的舅舅找到叔公何集淮在大陸的孩子，為了照顧他們，還到大陸投資設廠，經營塑膠加工的衛浴設備，何集淮的兒子何平就在舅舅廠裏擔任經理。他的女兒們個個美貌清秀，卻因為是『黑五類』，直到三十多歲，才在陳文茜舅舅的協助下念大學。」
太悲慘了，這回陳文茜無法像「調侃她心目中『神秘的外公』一樣調侃叔公了，但語氣縱不調侃，語句應該還是一樣：「這樣子搞革命，能搞出什麼名堂呢？」外公也好，叔公也罷，他們個人都失敗了、做為共產黨員的他們個人都失敗了，雖然他們的共產黨卻成功了。
何集璧、何集淮那失敗的一代過去了，現在輪到陳文茜這一代了，會成功嗎？陳文茜曾笑稱自己是「墮落的、假的左派」，比起外公和叔公那一代來，問題不在左不左，而在誰是真正「勇敢的台灣人」。
「政治運動的殘酷是，總是要你在人生的起碼需求和政治理想攤牌。你要做好的父親，還是一個運動者？兩者兼顧是這麼不可企求。革命運動不犧牲，幾乎是不可能達到目標的，北愛爾蘭的革命運動者，可以為爭取一個『政治犯』之名，和佘契爾力爭到絕食而亡，脫水而死時，皮膚和毯子撕都撕不開。
「台獨運動者，其實是沒有辦法做這樣的犧牲的，儘管他們已經付出相當大的代價。」
「『到底要犧牲多少』的攤牌，一次又一次考驗台獨團體的承載能量。陳文茜冷酷的直指，『懦弱是台灣人追求革命的大障礙，懦弱存在於民間，也存在於領袖。』」
「從二十歲以來，高薪的律師樓、全國性的媒體，都沒有讓她對投入反對運動的理想有過懷疑和猶豫，薪水不是問題，但她非常清楚知道自己付出能力的極限，她不會犧牲生命完成運動，所以，她也不會提出自己達不到的路線與目標。
「偏偏現在許多主張急進路線的人，連一個學校教職都不願意放棄，如台大祭出撒手，要求黨職、教職必須擇一而棲，陳文茜相信，他們那一代的運動者，會毫不猶豫的選黨職，如她可以放棄一個月數十萬的 EEI（科藝百代唱片）總經理職務，回到民進黨出任一個月六萬元的黨職。但是批判他們是妥協派的人，不會有人選擇黨職，他們的理由是喜好或適合學術遠勝過政治，然而，這個理由三十年前，海外台獨運動都用過了，建國黨沒有專職黨工，都是教授。」
「然而，也因為她和民進黨深厚的關係，她始終不認為傷害她的這些人能代表民進黨，當她拚命為民進黨奮鬥的時候，這些批評她的人、讓她失望的人，都正在民進黨之外爭取自己的功名利祿。」
陳文茜清楚知道：上一代真的左派才是真正「勇敢的台灣人」，她自己承其餘緒，雖勇敢不足，但輕財好義，比起今天一點都不肯犧牲的政治投機分子勇敢多了。書中又提到「車臣事件」：「1994 年的『車臣事件』，在台灣是一個統獨的標誌符號──戰爭，統派的人以此印證台灣不能隨便宣布獨立，否則下場和車臣一樣；獨派的人認為，車臣和台灣不同，因為車臣是俄國的一部分，台灣不是中國的一部分。」
其實，「車臣事件」無關統獨，而關勇怯，車臣人民要獨立，就像何集璧、何集淮加入共產黨一樣，冒了生命危險就去做了，但今天的台獨分子他敢嗎？正如陳文茜說的：「懦弱是台灣人追求革命的最大障礙，懦弱存在於民間，也存在於領袖。」
那麼，就懦弱罷，不革命了，別人結黨革命，我們結黨奪權。這本書的絕大篇幅，就是陳文茜做了民進黨大員，眼睜睜奪權的故事。陳文茜參與了、指導了並影響了奪權，但難能可貴的是，她一直保持著灑脫與清醒：「陳文茜帶著調侃和感慨笑稱，就像馬基維利講的，政治的本質是衝突、是權謀，所以政治使人厭惡，『政治簡直是一面照妖鏡，它照出每個人生命中屬於魔鬼的那一面，而且會把這一面扭曲的性格無限放大。』在政治圈中，多數政治人物展現的是魔鬼的性情，偶爾才會有天使的化身，取得的權力愈多，代表魔鬼的那一面會愈強。陳文茜認為，每個人都有屬於魔鬼的面向，包括她自己，差別只在於是否能誠實面對自己屬於魔鬼的那一面，是否能意識到扭曲的那一面？」
「在政擅打滾數年，陳文茜自認沒有為個人利益和任何人起衝突，總是對事不對人的提出看法，得罪她的人沒有受到報復，沒得罪她的人反而常要遭受她的批評，『要做一個敢講真話的人，就得把權力的本質看得透徹。』包括她對民進黨轉型的堅持，乃至 1998 年她對民進黨處理拜耳案的批判，都得不到民進黨內的多數諒解，陳文茜還是照講不誤。不把權力界域視為修行道場，民進黨根本待不下去。」
正因為陳文茜有這種灑脫與清醒，所以，她在民進黨做大員，卻大而不圓，她拉我去民進黨中央黨部參觀她的辦公室，我去了，笑她如何能在這種氣氛下活下去？活得下去？
「在思考到底是回報社、進電視台、還是投入文化工作的時候，老朋友邱義仁找上門來，他告訴陳文茜，施明德要找她進入中央黨部擔任文宣部主任，陳文茜的第一個念頭是，『做了這個工作，會不會變成一個黨棍？』邱義仁笑了，他說，『你這種人想變成黨棍也難。』」
的確，陳文茜無法變成黨棍，她只是一個有才華而不圓滑的女光棍，她雖然把政治人物耍得團團轉，但她自己卻不適合做政治人物：
「方素敏順利當選，陳文茜的『政治童稚』卻破碎了，她發覺自己沒有辦法接受『政治』是這麼現實、污濁的事，她沒有辦法再思考，她陷入絕對的茫然，她淡出政治，開了一間她稱為『台灣最早的 KTV』的店：跳蚤窩，成天就泡在店裏，做菜洗碗打雜，做什麼都好，就是不談、不想、不理政治。」
這是昨日的她。
「她反覆思考民進黨的問題，一再詢問，為什麼這群很有理念的民進黨人，面對自己的初選可以扭曲至此？難道任何人在權力的過程中，必然撕裂嗎？一手是道德，一手卻是自己不能相信和接受的黑暗。」
「幾番深究之後，她認為，民進黨內部文化已經近似叢林戰爭，不照這套遊戲規則，必然敗下陣來。陳文茜實在不願認輸，她可以暫時妥協以爭勝，但是，未來呢？她要不斷的退縮和妥協而喪失自我嗎？失去自己，能贏得什麼呢？一席立委是贏嗎？」
「『為了權力，我要變得這麼沒有尊嚴嗎？我非得和這些人同流合污嗎？還是我這麼怯懦，而不敢和惡的遊戲規則說不嗎？』陳文茜冷靜、明白的想清楚之後，決定退選，把自己從這個魔鬼遊戲中救贖出來，她要證明向惡的規則說『不』，其實是讓自己最坦然、最快樂的方法。」
這是今日的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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