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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文茜序
我把人生當作品
許多人在一生中都說過這句話，「總有一天我會說出真相。」但真的面臨必須攤開自己的一生時，人們又常改口「我只能在一部虛構的作品中說出來。」
為什麼？
因為人要面對歷史很難，面對真相很難，面對自己更難。
儘管我和我的家人、朋友們的故事發生在一個特定的歷史時期，但當我將之口述與夏珍的時候，目的並不是要描寫一個時代。我對這個時代，坦白說並不特別感興趣，因為它像一個圈套，捕捉著我們每個人探索自己生命裡最卑劣的深處。
這部傳記明顯的仍有許多「謊言」，公共的、私密的；有些是刻意避開真相的謊言，有些是一個人在大歷史中被新聞撰寫切割、剁取、編織下的不得不然的謊言。但它仍然苦澀地承認了一個女人在台灣歷史中不可逃脫的掙扎。
夏珍的筆下，看完了，我發現原來自己是個「苦旦」。緊密的網將我越纏越緊，似乎才過四十，人生幾乎就只剩幾個出口。而過去我所選擇並珍視的生命中本以為是輕盈有趣的事物，現在全都成了米蘭．昆德拉小說中「不能逃脫之重」，令人無法承受。像張愛玲的半生緣，「一回頭，再也回不去了。」
不過我並不想接受這樣的判決。我是那種相信自己到了墳墓裡都還可以開咖啡館，鬧它個生意興隆的人。我有一種特殊的本能，用一句「無聊」輕輕就把自己從網裡彈了出來。世紀更迭，就算你想等，時代是倉促的，等了只是癡傻。和張愛玲不同的是，即使我同意我們的文明，不論是昇華還是浮華，都要成為過去，但思想背景裡我卻沒有「荒涼」的威脅。如果人性注定是沉淪的，學習如何飛入不同的空間，看待世界，讓「苦」像幻夢般消失，被現在和未來所融化，或者記載在這樣一本傳記，輕輕地攤在文字裡，也就足夠了。夏珍寫我的書時，總共「外遇」了兩次，一次寫許信良，一次寫宋楚瑜。問她，為何寫這些男人們全是些政治事件與概念，在我的傳記裡少了許多，只剩下一個調得花枝招展、五顏六色又命運乖違的婆娘？她回答說，因為妳這個人，遠比妳經歷的事件更精彩。
是嗎？我將人生當成作品，這半生緣，有的斷了，有的淡了，有的仍延續著，新的歷史會出現，新的人物會出場，塗塗抹抹，無論將來是否荒原，是否斷瓦頹垣，還是金光燦爛，這人生我是過定了，因為我從小知道「命是自己的」，尤其是身為一個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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