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陳芳明序
人間紅粉──我看陳文茜
1
陳文茜在1995年從美國回到家鄉時，台灣的社會、經濟、政治、文化都已經有了很大的變化。當年她出國時，民主進步黨還未成立，而戒嚴令也還未解除。她的政治經驗，可謂出道甚早，但那都是屬於黨外運動的經驗，等到她回到台灣時，一切已經改觀。思想的包袱，言論的枷鎖，都在她離國九年之間，逐漸淡化、褪盡。對於一個解嚴前就已涉足政治運動的女性而言，如何適應後解嚴時期的台灣社會，可以說是一個相當大的挑戰。
我第一次認識陳文茜，是在1986年的加州。她到柏克萊的加州大學讀書，而我那時也還正被禁足在海外。她的到來，帶給我許多新鮮的資訊，大部分都是與當時黨外運動有關的第一手資料。其實，她在編輯《新潮流》月刊時，就已經向我約稿。她指定我那時正在撰寫的《謝雪紅評傳》初稿，優先發表在她主編的刊物上。人在海外，對於台灣的政情變化特別關心，對於投入政治運動的人也特別崇敬。陳文茜的約稿，使我很難拒絕；但是，我完成部分初稿後，她已辭掉編輯的職務，準備到海外求學。即使彼此尚未謀面，我對她的行動，她對我的寫作，已都相當清楚。
在加州的陽光下，我與她有過多次的交談。她給我最初的印象是，思考敏捷、辯才無礙。我很少看過記性是那樣好的人，她對我寫過的詩或政論，往往可以拿來引述，並且提出她的質疑。法律系畢業的她，並非是學究式的，只侷限在她自己的領域之內。對於歷史學、社會學與政治學，她都涉獵極廣。如果說，她的知識沒有對我產生吸引力的話，那絕對是說謊。我知道她對台灣歷史一直保持高度的興趣，特別是對戰後初期的政經變化非常熟悉。後來我才知道，她的家族長輩，曾經涉入二二八事件的漩渦中。也許是這樣的緣故，她對那段時期的歷史，一直抱持著莫名的好奇。
在加州時期，印象最深刻的記憶，應該是1987年二二八事件四十周年的時候，我邀請她來我家與謝雪紅的祕書周明（即古瑞雲）先生會面。周明是台中人，台中商業學校畢業，曾經在二二八事件中擔任謝雪紅所領導的二七部隊裏的副官。他與謝雪紅聯手抵抗國民黨的軍隊，直到埔里才解散。文茜的叔公何集淮，是周明的好朋友。在事件後，他們一起逃亡中國大陸，並且繼續跟隨謝雪紅。1952年，中共開始鬥爭謝雪紅後，周明與何集淮的坎坷命運也從此展開。在我與文茜面前，周明細說何集淮去世前的慘狀；那種人間悲苦，已經不是外人所能想像。我看到文茜泫然泣下，不能自已。面對一位流落在中國大陸的台灣人，我與文茜並沒有因時空的隔絕，而未能理解他的心情。通過周明的回憶，我們看到了時代的荒謬與歷史的嘲弄。
我仍然記得，文茜問他喜不喜歡聽台灣的民謠，周明立刻點頭。文茜就在我客廳的鋼琴前面坐下，輕輕敲起「雨夜花」那支老歌。琴聲飄揚，音符起落，彷彿是一道流水，穿過記憶，也穿過所有的傷口。我看見周明面對著牆壁，不斷掉下眼淚。離鄉超過四十年的他，在面壁時，看到的大概是台灣的青山和湖川吧。文茜也是噙著淚水，重複地彈奏下去。浮現在我眼前的情景，是一場歷史的交會，也是一場靈魂的對話。隔著時光隧道的盡頭，文茜依稀望見的恐怕不是她叔父的命運，而是整個台灣人的悲情吧。
性情中人的文茜，在加州停留一年半後，遠赴紐約的新社會研究學院攻讀歷史社會學。她的指導老師正是西方學界赫赫有名的艾瑞克．霍布斯邦（Eric J. Hobsbawm）。我第一次閱讀霍著《帝國的年代》，便是文茜介紹給我的。我見證到文茜開始從一個活躍的運動者，漸漸變成一個沉潛的研究者。她讀書迅速，領悟力強，常常能夠把高深的理論，運用到實際事物的詮釋之上。經常在長途電話裏，她會告訴我最近的閱讀，並且把這樣的閱讀與她的政治觀察結合起來。相信在那樣的談話當中，我在她那邊的收穫，一定比她在我這邊所得到的還要多。
2
1992年，我受民進黨主席許信良之邀，回台擔任文宣部主任。我總是自我調侃，文宣部主任這個位置，就是讓你在黨內說最多話，但也是最不容許有任何言論自由。三年的歷練，使我對台灣的政治體質，有了深刻的體會和認識。對於政治人物的崇敬與憧憬，在擔任黨職的期間，可以說逐漸淡漠疏遠。這種忙碌、重複、消耗性特別強的工作，讓我嘗到了什麼是身心俱疲的滋味。就在我決定辭掉黨職的時候，文茜適時回到台灣。當施明德主席向我說，他準備邀請文茜來接任我的位置，我立即贊成，並且不斷慫恿她承諾下來。
我樂於看到她擔任文宣部主任，理由是很簡單的；我知道民進黨已經到了需要轉型的時候。在文宣部期間，我親眼看到民進黨從一個可能被解散的危機中掙脫出來，一夜之間突然變成全民所共同期待的可能的執政黨。在扮演反對黨的時候，民進黨可以不必提出具體可行的政策，只要批判國民黨的錯誤，就可贏得選民的支持。但是民進黨在朝向執政道路的時候，而那樣的機會愈來愈濃厚之際，就不可能只是繼續停留在為反對而反對的階段。它不能再只是提出批判而已，當執政的目標提上日程表時，民進黨就開始被要求有義務為台灣社會帶來可以實踐的政治方案。歷史的發展非常明顯，依賴吶喊口號、高舉標語的時代，已經漸漸過去了。訴諸歷史苦難與政治壓迫，再也不是反對黨僅有的追求。許多民進黨的成員也意識到，當整個大環境開始改造之際，這個充滿草莽性格的政黨，似乎也已經到達需要轉型的時候。但是，誰來創造轉型的契機？
我很清楚自己是無法勝任這樣的工作，因為那必須挑戰黨內基本教義派的意識形態，也必須挑戰民進黨固有的台獨支持者。我有我的思想包袱，我也知道自己的立場與信念，近乎教條而僵化。所以文茜的名字在我腦海亮起時，我便知道一個恰當的接班人已經出現了。果然如我所料，文茜一上任，民進黨的文宣風格立刻刷新。她對台灣政治生態之熟悉，無論是黨內或黨外，簡直是瞭若指掌。她密切觀察社會內部的各種細節變化，而往往能夠做出迅速而又準確的回應。機智和成熟的風格，使民進黨的對外宣傳，邁向前所未有的境界。當她透過螢光幕對外發言，不僅國民黨在聽，民進黨在聽，中老年人在聽，青少年也在聽。機智、反諷、調侃、奚落，她總是能夠恰到好處地放在各種陳述與聲明之中。她的調侃，並不尖酸；她的諷刺，並不苛薄。受到她批判的對手，都必須等到回神之後，才發現自己身中要害。
她文宣的最大特色，便是為民進黨洗滌悲情的氣氛。許多民進黨人一時不能適應這樣的轉變。在黨內的支持者裏，有一種「凡是派」的存在。凡是屬於台獨，人格就特別崇高；凡是屬於歷史，就一定等同苦難。這種氣質，是從前黨外運動無可分割的一部分。民進黨之所以能夠建黨成功，也是依賴這份氣質釀造出來的。沒有人能夠輕侮這樣的信念與主張，倘然背離了這條苦難的路線，就立刻會被指控為變節或動搖。文茜是黨內第一個公開而正式觸探這個言論禁區者。幾乎可以想像，當她高舉告別悲情的旗幟時，隨風而來的謠言與抨擊，噓聲與拳聲，紛然沓至。
舉世滔滔，她從容以對。她非常清楚，這個黨如果繼續要與台灣歷史與台灣社會一起前進，就必須要有脫胎換骨的行動。她是具有強烈歷史意識的人，因此也非常瞭解自己所作所為，是在向台灣負責。她離開台灣雖然長達九年之久，擔任黨職之後，她的嗅覺與判斷，全然沒有與社會脫節。倒是有一部分關在象牙塔的知識分子，在戒嚴時期不敢與黨外運動掛鉤，卻在言論開放之後，政治主張突然特別高漲。他們沒有任何的政治資歷，反而利用無需為言論負責的自由空間，拿著一把台獨的標尺，四處揮汗檢驗別人的身段和人格。台獨，昇華成為最高的道德與最高的命令。凡是不符合他們手中的尺碼，就是不德不潔的。這群「凡是派」，具有嚴重的行動未遂症。平日深鎖書齋，周末才開門問政。彷彿台灣的政治運動，必須配合他們的主觀意願與有閒時間才能發生變化。當他們打開窗口時，竟然發現民進黨已在轉型，極度感到不習慣，甚至化為憤怒。這股無可渲洩的怒氣，自然都轉嫁到文茜的身上。
承擔政黨轉型的責任，文茜有比任何人還更不容易面對的困難。其中最大的困難，恐怕在於她的女性身分。抨擊她的人，除了曲解她的發言之外，對於她的服飾、打扮、舉止，極盡諷刺之能事。甚至到了末流，好事者窺探她的私生活，製造流言，不遺餘力。對一位政治人物的攻擊，最方便的捷徑，便是在男女關係上構築議題。台灣政治文化如此，文茜也就不能免疫。有一種更為不負責任的說法，便是指控她耗盡黨內的文宣經費，只為成就她個人的名聲。從來沒有人仔細思考過，民進黨能夠贏取中間選民的支持，以及青年群眾的歡迎，她的文宣風格誠然有推波助瀾之功。
謠言纏身的她，如果說不為所動，那是虛偽的。問題在於，她是不是要接受傳統性別身分的規範呢？她是不是要討好頑固保守的基本教義派呢？她的膽識與行動，便是在黨內反撲的風潮中卓越展現出來。我認為在這段時期，她是具有革命精神的人。她克服性別的障礙，卸下歷史的束縛，做出她認為是正確的行動。而這些行動，後來證明果然也是正確的。她支持大和解，支持與國民黨聯合修憲，廢掉省政府。在每次的對決中，她無役不與，義無反顧。當她走在時代的最前端時，許多無謂的毀謗與捏造，都被她遠遠拋在身後。
3
認識她十餘年來，我親眼看到了一位台灣女性成長的辛苦。在充滿父權的台灣社會裏，一位女性要開創自己的格局，決非任何男性可以想像。我不認為以她個人的力量能夠改造民進黨的體質，不過今天民進黨所呈現出來的明朗格局，一定也滲透了文茜的風格在裏面。她不可能改寫台灣的歷史，但至少她改造了個人的命運，也為台灣女性預告了一條可能的出路。那就是在父權的環伺之下，堅持自主的判斷與自我的思考。
文茜不是政治動物，她身上其實散發著活潑的人間性。於我而言，文茜不能稱為紅粉，但可視為知己；因為我與她能夠交換的話題非常廣泛。她熱愛音樂，嗜讀文學，廣泛涉獵書籍。回台四年來，她被媒體化約成為一個政治發言者，彷彿除了在權力場域之外，她沒有自己的生活空間。事實上，真正的文茜，必須在政治圈外才能發現。她討論歷史時，絕對不只是停留在傳統因果關係的聯想，她能夠進一步從社會流動與經濟結構看出歷史走向。當她欣賞文學，也不純然耽溺於唯美的修辭，而能夠在文字的符號背後，發現不為人知的信息與意義。相較於她豐富的生活經驗，政治毋寧是極其貧乏的。我並不認為政治為她帶來了名聲，相反的，黨職工作嚴重損害了她的生命氣質。
曲折的台灣歷史，逼使文茜過早成熟。家族的命運，也使她比別人更早洞見世界的醜惡。然而，文茜自有她的一番學養，使她能夠在矜持時不輕易放下身段，也使她能夠在開放時表現可人的親和力。希冀文茜回到她的原有生命軌跡，可能是一種奢望，畢竟台灣社會不容許她維持孤高。在未來的世紀裏，我相信還會聽到她製造出來的噪音，還可以看到她到處投下的身影。我可以預見，痛恨她的人會繼續痛恨她，但喜愛她的人會愈來愈多。我敢斷言的是，在未來的時光裏，沒有陳文茜的存在，台灣政治會特別寂寞。果真如此，21世紀的歷史閘門啟開時，文茜恐怕別無選擇，她仍將在政治道路上果敢地走下去。
～1999年3月2日於台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