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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2
【歷史的使命：解釋】
前面岔題談馬歇爾有其用意，理由有幾點。首先，他所寫的三十頁人類經濟史「自由工業與企業的成長」，無人不讚嘆於它的廣度、大膽、清晰、語言和野心。在這些方面，它足為典範。
任何歷史著作的吸引力，在於它能說服讀者相信自己了解它的主題，至少比還沒讀之前懂得更多。所謂了解是指，把事件視為各種力量、規律、原因、普遍性真相展現的明證。我們承認它們無所不在，而且依我們受過教育的智慧，覺得它們可信。所謂解釋是指，說明各種事件確實是這些力量展現的明證。可是歷史學家在確認和闡釋這些力量與普遍性的真相時，難免遭到另一位學者抨擊，因為後者找到了例外情形；也難免遭受編年史家和研究學者攻擊，因為他們不相信有所謂的普遍性真相，更別提有歷史法則可循。
某些歷史學家因此而避難到純事實蒐集的屋簷底下，以為那裡不受理論羈絆，可盡情悠遊於「豐富的獨特性」中。有些人則無畏於解釋他們所報告的事實，卻假裝解釋過程不必依賴任何概論。但在實務上，這表示他們依賴隱而不顯而且相當陳腐的概論，期望大部分讀者心裡有數，卻不致於把它們誤認為「理論」或「法則」。
馬歇爾並不逃避這些挑戰。以今天的行話來說，他挺身而出，想什麼就講什麼。他的理論和解釋也許不是我們今天用的理論和解釋，但他的歷史模型試著去解釋、讓讀者了解，用大筆一揮劃出大畫面。他打破砂鍋問到底，思索著盤根錯節的事件，以便發掘我們昂首闊步其上和遊戲其上的舞台，有哪些更深層和更持久的力量把它形塑出來。這種做法在今天一如往昔般有效。
一百多年前他寫道，「雖然歷史上重大事件的近因在於個人的行為，但造成那些事件的大部分條件，都可追溯到遺傳機制和人種素質的影響，以及大自然的影響。」今天我們排斥他所舉的獨特細節，卻必須模仿他的做法，去解釋和了解人類的經濟故事、我們來自何處，以及為何和如何到達今天的境地。
【經濟史的使命：解釋成長】
馬歇爾在一個世紀前展開經濟史料的編纂工作，促使後進學者投入更多的精力，激發更多的論點，並且從根本重新思考，在美國尤其如此。這帶領我們離開「直線式」的經濟學越來越遠，特別是遠離「新古典」經濟成長理論。說來諷刺，這個理論的根源有許多植基於馬歇爾的《經濟學原理》之中，處理的不是經濟史和人類的經濟進步，而是處理資源稀少、自由、競爭和完全資訊等預定條件下，各種靜態均衡呈現的狀況。
新古典模型假設個人藉由選擇不同欲求的組合，以追求最高的「效用」（utility）或財富。生產更多的財貨和勞務，可以滿足整體更多的欲求。而要生產更多的財貨和勞務，只能靠投入更多的資本。資本存量由人力資本（勞工）、實體資本（機器和其他人造生產輔助設備）和天然資源組成。這又有賴於科技。科技被視為人類駕馭大自然的手段，因為它決定了勞工的技能、機器，以及有用的天然資源的品質。科技本身或者至少科技的進步，被視為來自發明和創新，而這又有賴於知識存量，就是人對大自然的了解。
所以追求最高效用的人會放棄目前的一些消費，以便提高資本存量，從而增加未來欲求獲得的滿足。投資於新型機器和技能，而不是投資在現有的機器和技能上，才能創造最高的利益，所以需要新的發明。如果勞動人數相對於非人力資本存量的規模上升，那麼人力和非人力資本的最適組合，會往減少每人平均資本的方向移動。天然資源也有同樣的情形。
在這種世界中，決定生產多少和每人平均生產多少（經濟表現的指標）的最後因素，是人口成長率和每段期間放棄的消費數量（和整個社會的所得有多少百分率儲存起來，是同一件事）。儲蓄率高於人口成長率會使每人平均的產出上升，每人平均所得和生活水準也因此提高，反之亦然。
美國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諾斯（Douglass North）曾說：「從經濟史學家的觀點來看，這套新古典公式似乎引發了許多有趣的問題。」應該沒有人會說投資並不影響未來的產出水準，也沒有人會說不必靠儲蓄就能夠有投資。儲蓄是指目前的產出沒有被立即消費的部分，也就是馬歇爾所說「超過生活必需的剩餘」。更沒有人會說人口（推而廣之，應該是人口統計上的變化）不會影響經濟表現和生活水準。
但是看起來那麼明顯的事情，我們很難理解為何新古典理論家，竟能忽視許多重大經濟史議題那麼長一段時間，例如為什麼有些人和地區在某些時候進步神速，其他人和地區則不然？而人口趨勢和儲蓄率絕對無法提供令人滿意的答案。因此我們不禁懷疑新古典模型之所以屹立不搖，是和其他的學術制度一樣，主要在於它能夠保存教授的優越地位。即使無助於解釋人類經濟史，除了能夠運用數學公式，它畢竟擁有晦澀艱深的必要特性。
【另一種模型】
另一種解釋經濟史的方法是採用平鋪直敘的故事體，鮮活生動且極具暗示性。這種優異的表示方法根本不算經濟學著作，甚至談不上是正式的歷史。但張戎在個人家庭故事《鴻》（Wild Swans）中所敘說的二十世紀中國，具體呈現了中國人民無法抑制的企圖心、發明能力和生產力，以及清朝、國民黨、共產黨等頹廢腐敗、不顧死活、自欺欺人的統治者，一連串瘋狂愚蠢的作為，破壞了中國的繁榮和成就。
毛澤東的大躍進最能說明這個主題。張戎告訴我們，相較於前半個世紀的戰爭、窮困和創傷， 1956 年的中國顯得暫時穩定，沒有餓殍遍野、土匪蜂起、通貨膨脹和內戰連綿。這時，毛澤東的頭腦很清醒，他認為經濟工業化需要中國知識分子的支持，因此宣布「百花齊放」政策，使整個國家享受了一年左右的輕鬆氣氛。在人民投入一己長才、精力和各種資產下，有一陣子經濟確實繁榮起來。但是到了 1958 年，也就是張戎六歲的時候，中央下了一道指令：「以我為中心」。張戎回憶道： 到處都有大喇叭日夜不停地傳出震耳欲聾的宣傳口號，和振奮人心的革命歌曲，紅旗四處飄揚。報紙通版標題、塗在牆上的大標語都在吶喊：「大躍進萬歲！」、「全民動手，大煉鋼鐵！」毛澤東號召人們在一年之內提高兩倍的鋼鐵產量。近一億名農業勞動者放下手上的農活去大搞鋼鐵，但國家大部分的糧食生產都是靠他們勞動得來。平原、山區的樹木都被砍光了用作燃料。不過這場轟轟烈烈的運動所生產出來的都是廢鐵，老百姓叫它「牛屎疙瘩」。
除了迷戀鋼鐵以外，毛澤東還有其他的偏執念頭。他突然憎恨麻雀，理由是牠們吞食穀物，於是動員了各家各戶驅趕這些失寵的小生物。我們全都坐在房屋外面拼命敲打金屬器皿以驚嚇麻雀，從鐃鈸到鋁鍋都有，使牠們不得停息在樹上、房上、地上，最終因疲勞墜地死亡。一九五八年夏天，全中國的農村都「人民公社化」，每個人民公社有兩千至兩萬戶人家。當時有不成文的規定要農民不得在家中做飯，大家都得到公社食堂進餐。農民每天工作後，整隊進食堂，大吃大喝，吃夠為止。他們消費加上浪費，很快就吃光了整個農村的儲糧。由於喪失工作的動機，大家只是到田裡打個轉，或睡個好覺。
因為「鋼鐵大王」掛帥，大批大批的農民把時間都花在尋找燃料、廢鐵及鐵礦上，使煉鋼爐不致停擺。留在田裡的盡是婦孺，他們還得用手做每件農活，因為牲口全都被拉去貢獻給鋼鐵生產。到了 1958 年秋收時，田裡很少人去收割。
那年的歉收已預示了食物將會嚴重短缺。1960 年代開始時，一場大飢荒席捲了全國。全國餓死的人數，一般估計是三千萬人。除了三○年代初黃河泛濫、史達林整肅異己、二次世界大戰，這是地球上人類最大的浩劫。到了 1961 年初，毛澤東不得不放棄某些災難性的經濟政策，滿心不情願地讓務實的國家主席劉少奇，和共產黨總書記鄧小平管理國家。情況開始好轉。
務實主義者進行了一系列重大改革。就是在這種情況下，鄧小平說了那句著名的話：「不管白貓、黑貓，抓得到老鼠的就是好貓。」大煉鋼鐵停了，瘋狂的經濟指標取消了，一些切實可行的經濟政策也開始推行。農村公共食堂廢除了，農民的收入現在與自己的勞動有關。被人民公社充公的私人財產也還給農民，包括小型農具和家畜，農民更有了一小塊自留地，某些地區還實行土地分租。結果短短兩、三年內，經濟又繁榮起來。
1970 年代初，文化大革命接近尾聲，經過多年的破壞和荒蕪後，經濟活力迅速且自行復甦。當時毛澤東沒有別的選擇，只好用老幹部，於是周恩萊著手致力經濟建設。舊的管理體系大部分都恢復了，強調生產和秩序，也重新引進如獎金這類的物質獎勵，以刺激生產。農民可以搞點副業賺錢，科研也恢復了。在六年的空白後，學校也開始正常上課了，而且伴隨著經濟復甦，工廠開始招募新工人。 這些故事帶有本書的理論和意識形態，但並非據此就主張自由放任。1950 年代中期的穩定，顯然有賴於政府成功地結束實體上的混亂。所以本世紀上半葉的經驗，不能用來支持經濟進步的無政府理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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