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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3
上面的故事告訴我們，只要有一半的機會能夠改善個人的命運（包含家人和鄰近社群的命運），人就會特別賣力，堅忍不拔去追求那個目標。這個事實不只能夠描述二十世紀的中國，也和長達一百個世紀的人類普遍經驗相去不遠。它也告訴我們第二件事就是，政治上的失敗會使社會曝露在進步倒轉，和繁榮消逝的長期風險之中。政治失敗源於人類無法一勞永逸解決一個難題：經濟成功需要好的政府，但所有的政府都會孕育惡政，惡政則會摧毀繁榮。
華爾滋舞步
從這幅畫面中，蹦出了貫穿整個歷史的華爾滋舞步（一、二、三；一、二、三）。有人認為這正是黑格爾（Georg Wilhelm Friedrich Hegel）的怪獸現身，也就是正命題、反命題、合命題的可怕辯證法借屍還魂。其實我們的用意沒有那麼嚴肅。華爾滋舞步只是用來確認我們經常遭遇的問題型態，但這種型態絕非鐵律。這個型態是： 一、偶然的機會，或者知識、技術方面的發展，經常會促進經濟進步（例如農業的發展），能夠養活更多人，把現有的人養得更好，或者提高他們的生活水準。
二、經濟進步會招致外來物種（外界的入侵者）或搭免費便車者（內部的懶人）的掠奪威脅，他們希望不花成本或努力，取得經濟進步的果實供自己享用。
三、這些威脅會得出社會及政治上的解決方案，藉各種規定禁止或嚇阻這些行為，或以直接維持治安和防衛的方式，保護原有的進步不受掠奪。 穩定的解決方案，往往能決定能夠享受多少、在哪裡享受，以及享受多久原有的純經濟進步果實。由於第一步引發第二步，也由於第三步可能失敗，以致於整個文明和較小的經濟單位往往在經濟上出現倒退的現象，有時甚至全面失敗。但是當然，就算沒有例如政治上的無能或軍事上失利的人禍，天災也可能造成這些現象。
因此經濟史學家在解釋人類的經濟進步，以及進步經常中斷和失敗的原因時，一定要深入觀察和描述社會、文化、政治結構，以及人類用來促進與保護經濟進步所設計的價值觀。沒有它們，純經濟進步是不夠的，馬上就會失敗。而且不管經濟史學家如何努力限制研究範圍，在經濟事件和本身的解釋上，不久後都必須要去關心整個社會的組織和管理，因為那是了解純經濟故事不可或缺的要素。
史密斯（Adam Smith；1723──1790 年）解釋人富和國富，以及它們為什麼應該成長（他稱之為「富裕的自然進步」）時，診斷了某種版本的華爾滋舞步。他相信一切起於人的特質、與生俱來的好奇心和競爭力，因此人類亙古不斷努力改善物質條件，亦即追求財富。史密斯認為這造成了分工和知識的成長，廣義來說和上述華爾滋舞步的第一步類似。
這個正命題立即遭遇反命題。史密斯眼裡抑制成長的因素，主要是來自社會內部強大的力量和外界入侵者的掠奪，以及商人和製造商的獨佔傾向。接著他在社會和政治發展中發現合命題，例如鄉鎮和市場出現、中產階級興起、公民權、國家權力、租稅構成的政治母體。他並以血緣、身分、國家、宗教為基礎的價值體系，強化這些結構的合法地位。
【定義我們的任務】
因此不管是史密斯還是馬歇爾和張戎等，使用不同方法的觀察家，都相信要了解人類的財富如何和為何進步與退步，關鍵存在於人類整個社會架構、政治、心理、倫理道德、經濟的全貌內。越來越多經濟史學家現在重拾這種觀點，而在這之前，他們採取的是過度機械化、純經濟學的方法，試著去解釋新古典類別中的經濟史（科技變遷、生產過剩、儲蓄和投資）。
不過也產生犧牲嚴謹方法的傾向，而訴諸隨意武斷和奇聞軼事之虞。例如，儲蓄的偏好或許無關緊要，但至少能夠衡量經濟狀況。反觀文化因素或許具有決定性力量，卻很難證明確有其事，而且低劣的偏見可能用高尚的語言偽裝，潛伏在灌木叢內。
以上種種，對本書構成了挑戰。我們需要透過外顯且原則上可反駁的正命題而提出真正的解釋，同時不能為一廂情願的想法，尋找華而不實的合理化藉口。歷史學家絕不會成為純社會學家，因為他們需要用到故事體。再加上研究對象的複雜性，以及不可能重作實驗等種種限制，使得人類的故事絕對無法濃縮成一張有限的清單，寫明各種可陳述的法則。但是歷史學家能夠在說故事的時候，協助讀者了解發生了什麼事，因為前者能夠察覺不斷重演的因果形態，我也試著遵循這種方法。
因此我邀請讀者在一萬年前人類經濟史的源頭處上船，並與大家一路蜿蜒而下，繞過各個河灣和急流，抵達西元兩千年的廣大三角洲。在這個過程中，我希望多說明一些水流的特性，因為是它給了河流生命和劇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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