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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摘 2：永恆的愛，永恆的恨
在最惡劣最黑暗的時期，支撐我的是一種難以名狀的信心，相信我必然會回復健康，儘管當時我並不知道我要如何做到。同時支撐我的還有許多人的愛。我哥哥哈維（Harvey）一直不肯相信他必須放棄我。最重要的支撐力量是我的兩個孩子，托莉（Toria）與杜魯的愛。當我陷入最深沉的絕望與最可怕的執念時，我只需要打開房間小桌子的抽屜，看著他們倆的照片一會兒。那張照片就像我的護身符，因為有那張照片和那兩個孩子，讓我相信有一天我一定能從絕望的深淵走出來。
永恆的愛，永恆的恨
離開醫院時我四十三歲，離了婚，而且──因為我的病和前妻律師的運作，我已沒有錢也沒有財產。我的人生從零開始。上蒼彷彿要彌補我所失去的一切，奇蹟地賜給我一個女人，也就是我現在的妻子莎拉，她與我一起開創新生活。之後我們多了兩個孩子，威爾（Will）與莫莉（Molly），前妻所生的兩個孩子也和我們同住，我們現在是六口之家。我幾乎恢復了全部的記憶，而且又能重執手術刀。其後十七年我沒有再出現一絲憂鬱症的症狀。
但在過去十年當中，我又復發過幾次，所幸遠遠不及三十年前的災難，而且都只有極輕微的執念。當過去的痛苦再度出現時，我總會回頭求助那位精神科住院醫師的智慧與支持，是他挽救了我的生命和理智。他就像我的親兄弟一樣，我無須借助藥物，只需要聽到那許久以前讓我信賴的聲音，那聲音曾溫柔地引領我找到自己。
然而記憶總喜歡捉弄人。記憶有它的計畫，照它自己的方法運作。有時候它會隱匿生命故事中最重要的情節，且似乎永遠不打算洩漏，也可能要等到心靈準備好接納時才浮現出來。也許就是因為如此，我的父親從未出現在我過去所寫的書裡──除了些許隱晦地提及。然而這絕非刻意迴避，因此當《死亡的臉》（How We Die）在一九九四年出版不久，有人向我提出這一點時，我感到很驚訝。但我立刻知道為什麼。我之所以是今天的我，要感謝生命中一些人的支持，但我父親和這些人不同，他已去世超過四十年了，而我的一言一行仍籠罩在他的影響裡，一個從未真正釐清的影響。
他以那搖搖欲墜、曾讓童年的我覺得很丟臉的步法，伴隨著我走過生命的每一天。他總是緊緊抓住我的右臂，有時候，不穩的手稍微滑開，他會不安地更用力地抓住我的袖子和底下的皮膚。他的指尖如鉗子般緊緊掐住我的手，痛得我想要退縮。我告訴他我會痛，他聽了很生氣，咕噥著以意第緒語表達他的憤怒。
我們一起走在路上，我的父親──小時候我喊他爹地，因為那聽起來較有美國味，而那正是他迫切追求的──他會說著自創的英語，帶著一種怪異的節奏，那是沒有別人說得出的獨特口音，與其說是意第緒語不如說是意第緒腔，那是他在紐約成衣區當廉價勞工時，受其他義大利裔工人說話方式薰染的結果。我從來不曾聽過別人那樣說話，不管是發音或句子結構都很怪異，任憑我如何嘗試，都無法模仿或將之複製為文字。父親的語言和他的一切，都是獨一無二的。以獨一無二來形容一個未被同化的猶太移民似乎很矛盾，然而他不僅未被同化，根本是對這個國家或任何國家的文化都一無所知──事實上，他在美國是完全迷失的；但我的父親梅爾．努德曼（Meyer Nudelman）確乎是獨一無二的。
他的外表卻絲毫不特別。身高就是那一代猶太人的平均高度（約一七○公分），柔細的黑髮在高高的額頭上形成Ｖ形髮尖。如果真的有所謂的猶太鼻，我父親的就是。他大而直的鼻骨到下面變寬，兩邊的鼻翼展開為典型的猶太弧線。他的眼睛是深棕色的，有一絲厭世的憂傷，永遠覆蓋著一層幾乎看不到的淚水，由於對所經歷和所見到的一切總是多愁善感因而恆常泛著一絲淚光。碰到特別好笑的事情時，他的笑是那種不可抑制的大笑，讓那雙充滿感情的眼睛盈滿淚水。小時候，我有時會問他究竟是在笑還是在哭，如果那是因為我說了某句帶刺的玩笑，這一問可能會有危險的後果。就像其他事情一樣，他對這類俏皮話的反應難以預測，有時候他喜歡別人開他玩笑，有時卻會勃然大怒。
父親的外形有很多地方和家人不同，眼睛就是其中之一。我們的眼睛是藍色的，而且每個人都有金黃色的頭髮，至少在年輕的時候是金黃色的。我們的眼睛很清澈，即使遭逢無數的逆境仍然散發著樂觀的光芒。
父親不只是眼睛與髮色和家人不同，他的動作也總是躊躇不決，正如他不確定自己在家中的地位一樣。我後來讀醫學院時才知道，他因年少時感染的疾病使脊髓產生擴散的結痂，使得他愈來愈無法以一般人視為理所當然的方式運用手腳。在我的記憶中，他的狀況一年年惡化，每一步、每個動作都必須專心一致，甚至包括用叉子進食時也是如此。他的某個部分退縮到內在幽深的角落，而表現出來的是彎腰駝背的姿態。在我病得最重的時候，也是同樣的姿態。
一個驕傲的人一旦變得如此孱弱，便會對任何察覺得到的輕蔑極度敏感。父親不僅要求兩個兒子對他順從，而且要求完全的尊敬，當他發現得不到他要的尊敬時，便會勃然大怒咆哮狂吼，但其中顯然是無能的憤怒多於真正的權威。家人的一個表情、一句話或甚至可疑的語調，都可能激起他的怒火。
到我青春期時，父親已因那看似無法診斷的神經疾病變得極為衰弱，日常的活動開始需要旁人協助，尤其是走路時。只要人行道上有一點點冰雪，他走起路來便極為艱難。每天早上去搭地鐵上班的路上，他會緊抓住我的手臂，艱難地走完長長的三條街。下班時，我總是要在第一八三街車站旋轉門外等他，他會準時在五點四十五分出現，如果他走出來時沒有看到我站在固定的位置，便會大怒。回家的路要走上十五分鐘，端視地上冰雪累積的程度時間或長或短。此外，我得陪著他去許多地方──我的右臂就是他的柺杖。因為他拉著我，我只能走得很慢；我也不能遊走太遠，因為他隨時可能需要我。即使到現在，我仍然可以感覺到他的手緊掐住我的手臂。他還緊緊抓著我。
父親對我的掌控力其實正源自他的無能，以及他對我的需要。他的掌控代表的不是力量，而是脆弱；但他的脆弱也正是他的力量。我總是順從他，唯恐不這麼做便會將他推向毀滅；我也恐懼他的爆烈怒火。在這方面他是我的專制主人，唯有等到他死去之後我才能得到自由，至少我這樣以為。
但事實證明我錯了。隨著他的去世卻誕生了新的力量，比我成長過程中所見證的更具影響力。那是讓人窒息的力量，源自永恆的愛，以及永恆的恨──儘管幾十年來我一直拒絕承認。我從來無法真正永久地擺脫這兩者，也從來無法擺脫父親和他對我的可怕控制力。也許到現在我才開始明白，我該追求的不是自由，而是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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