滅頂與生還(AA0067)
I sommersi e i salvati

類別： 文學小說
叢書系列：大師名作坊
作者：普利摩．李維
       Primo Levi
譯者：李淑珺
出版社：時報文化
出版日期：2001年09月20日
定價：230 元
售價：182 元(約79折)
開本：25開／平裝／240頁
ISBN：95713348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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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書摘 2

事件越是消逝於時間的洪流中，就越容易建構便於利用的替代真相，並將之修整到愈臻完美。我認為唯有這種心理機制，才能解釋路易‧達奎爾‧德沛拉波（Louis Darquier de Pellepoix）於 1978 年接受法國權威雜誌L‘Express 訪問時所說的話。他在大約 1942 年時，在法國維琪政府（註 3）擔任負責猶太人事務的官員，因此對押解七萬名猶太人到集中營的決定難辭其咎。但達奎爾否認一切：成堆屍體的照片是假造的，數百萬人死亡的數據是猶太人編造的，因為猶太人貪得無饜地渴求宣傳、同情和賠償。也許真的有押解猶太人的決定（這點他很難反駁，太多下令押解猶太人，甚至猶太孩童的信件末端都有他的簽名），但他堅稱他不知道押解的目的地是哪裡，也不知道被押解的人會有什麼下場。他承認在奧茲維茲有毒氣室，但堅稱那只是用來除去俘虜身上的蝨子，而且這些毒氣室根本都是在二次大戰後，猶太人為達到宣傳目的所建的。（請注意前後說詞的一致！）我絕對無意為這些懦弱愚蠢的人辯護，而且我更憤怒他居然在西班牙平安無事地過了很長一段時間，但是我可以在他身上看到一種常見的狀況，一個人如何長期在公開場合說謊後，最後在私底下也說謊，甚至對自己說謊，為自己建構起一個得以心安的真相，以求得平靜的生活。維持誠實與不誠實的分野需要付出很大的代價，需要一個人對自己保持高尚的真誠，需要持續在道德上與思考上努力，我們怎能期待像達奎爾這種人願意付出如此代價？

從艾希曼在耶路撒冷審判中所說的證詞，或魯道夫‧霍斯（Rudolph Hoss，奧茲維茲倒數第二的指揮官，也是氰化氫酸毒氣室的發明人）的自傳中，我們都可以看到他們對過去的重新闡述，只是手法比達奎爾來得精巧。基本上，這兩人都以納粹軍人，或更清楚地說，是所有軍人的典型說詞來為自己辯護：我們被教導要絕對服從，階級分明，信奉國家主義；我們滿腦子都是宣傳口號，被形式與宣傳麻醉；我們被教育唯一的正義就是對我們人民有利的做法，而唯一的真理就是領導者的話語。你能期待我們怎麼樣？在這樣的現實狀況下，你怎能期待我們，以及所有與我們相似的人有不同的行為？我們是忠誠的執行者，而且當時還因忠誠而受到讚賞與拔擢。這些決定不是我們做的，因為我們成長於其中的政體不允許自做主張。這些決定是別人為我們做的，而且我們自主決定的能力已經被剝奪，所以也只能聽從別人的決定。因此我們不必負責，也不應該受懲罰。

雖然柏克瑙（Birkenau）屍體焚化爐的煙囪對他們的罪行指證歷歷，但這種說詞仍不能全然被視為犯罪者厚顏無恥的結果。現代的極權國家的確能對個人施加極恐怖的壓力，它所運用的武器基本上有三種：第一是直接宣傳，或偽裝成教育、指導、大眾文化的宣傳；第二是防堵資訊多元化；最後則是恐怖統治。但是我們難以承認這樣的壓力是無可抵抗的，尤其是第三帝國統治時期其實只有短短十二年（註 4）。如霍斯和艾希曼這樣犯下如此重大罪行的人，他們的辯白中很顯然可以看出對記憶的誇大或操縱。他們兩人出生與成長的年代都遠在第三帝國變得真正「極權」之前，而他們之所以加入納粹黨與其說是出於熱誠，不是說是為了投機。對自己的過去重新闡述是後來的事，過程緩慢而且（可能）並不有條有理。詢問他們這麼做的時候心態是誠實或不誠實，未免太過天真。他們面對別人痛苦時如此強悍，但在命運安排他們來到法官面前，面對罪有應得的死亡時，他們也只能設法編造一個方便利用的過往，到最後連自己也欺瞞過去，尤其是像霍斯這樣心思並不細膩的人。他在自傳中就顯露出自己是個缺乏自制力、自省力的人，以至於他不知道自己在公開宣示棄絕反猶太主義時，就等於承認他暴露無遺的反猶太情緒，也讓他不自覺他所描繪出的盡忠職守、好父親、好丈夫的自我形象多麼薄弱。

試圖建構不同的過往時，扭曲事實的程度，仍然受限於事實本身的客觀性，這不但適用於有關大屠殺的記憶，也適用於關於任何事件的記憶。關於過往的事實，仍舊有第三者的證詞、文件紀錄、罪行實證、廣被認定的相關史實等。要否認自己曾做出某項行為，或否認這項行為曾經發生，通常相當困難，但要更改自己某項行為的動機以及行為當時的感覺，就相對簡單多了。解釋自己的動機是一件極度微妙多變的事，只要一點點壓力，說詞就可能改變。對於「你為什麼那麼做？」或「你做那件事的時候，心裡在想什麼？」這類問題，根本沒有可靠固定的答案，因為人的心理狀態天生就變化多端，對於心理狀態的記憶當然更是千變萬化。

對於罪行的記憶，最嚴重的扭曲便是徹底壓抑。在這裡，誠實與不誠實的界限再度變得模糊。法庭上聽到的「我不知道」或「我不記得」這類說詞，背後有時是明確的說謊意圖，但有時卻是鑲嵌在固定模式裡，已經成為化石的謊言。記憶者決定不去記得這件事，也真的成功了，他集中力量否認記憶存在，藉此逐出對他有害的記憶，就像驅逐寄生蟲或排泄物一樣。被告律師很清楚這種記憶斷層，或他們向當事人建議的所謂推定真相，最後經常會造成真正的遺忘而成為真實。我們不需涉足心理病理學的領域，就可以發現許多令人困惑的說詞。這些說詞幾乎可以肯定是假的，但我們卻無法確定說話者是否知道自己在說謊。荒謬的是，假設說謊者突然變得非常誠實，他自己也將無法回答這個問題。他在說謊當時，是個完全融入角色的演員，已經與角色密不可分。我在寫作本書的時候，最引人注目的例子就是 1981 年時企圖謀殺教宗約翰保祿二世的土耳其人阿里‧阿恰（Ali Agca）。他對謀殺教宗的計畫背後主導者，有各種不同版本的說法，他甚至承認自己也不知道哪個是真的。

防止擾人的記憶侵略，最好的方法就是擴大防疫線，阻礙記憶進入。與其讓記憶進入後再試圖擺脫，不如一開始就阻止記憶進入。基本上，納粹指揮官就經常利用這樣的詭計來保護那些被命令執行骯髒工作的人，讓他們的良心不會受到太大的譴責，因而能奉命行事，進行那些最心狠手辣的人都難以下手的工作。納粹的所謂「立即執行小組」（Einsatzkommando）強迫守衛俄國前線的平民機關槍隊挖掘自己的共同墳墓，然後在槍殺這些受害者之前，自己喝下大量的酒，試圖以酒醉模糊屠殺的記憶。眾所周知的委婉用詞，如「最後解決」、「特殊處理」以及「立即執行小組」等，都試圖掩蓋恐怖的真實狀況，而這些用詞不只是為了欺騙受害者以及預防受害者的反抗，同時也是試圖在可能範圍內，防止公眾輿論以及沒有直接涉及屠殺的軍隊單位發現第三帝國佔領區內的事實真相。